【科技史研究前沿讲座42】 Seeking News, Making China

2024年3月14日下午，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科技史研究前沿讲座”邀请到北京大学科技医史系助理教授雷震（John Alekna）发言，主题为Seeking News, Making China。围绕着他的同名新书，讲座以创新的、整体性的视角审视20世纪中国的信息实践，将农村和城市历史编织在一起，以通信技术和技巧的视角讲述大众社会的兴起，展示了新闻革命如何从根本上重组了中国的政治地理。

新闻与大众社会

雷震老师首先以“除四害”运动的案例为开端，1950年代上亿中国人同时在广播的调动下走上街头，扑杀麻雀。这种大规模的调动能力何以成为可能？案例很好地引出了“大众社会”（mass societies) 的概念，它在技术和政治的互动中形成，但这个过程并不以语言或单一媒介为中心，而是围绕着信息的经验与实践展开。

大众社会并非仅仅从大众报纸或无线电波中产生。因此，尽管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关注无线电，但并不仅限于此。理解这些信息的实践和经验允许我们重新诠释或重新解释20世纪中国政治历史，使其从意识形态或战争的角度，转向被称为传播（communication）的日常信息行为。

本书的问题意识

雷震老师指出，至少在英文文献中，我们一直缺乏对中国通信历史的全面了解。此前的研究许多是关于单一媒介或单一技术及其随时间影响的大量离散叙述。通过研究新闻史而不是单一媒介（如收音机、报纸、书籍或印刷等）的历史，可以理解更为全面的现象。

询问通信是什么，某种程度上便等同于问一个社会是什么。因为一个社会系统组织的潜力是由其通信决定的，而通信是由技术所决定的。这也意味着一个社会、政府或国家的能力范围，往往与通信系统重叠。因此，要理解任何大规模社会的出现，我们需要全面了解信息是如何在这个社会中流动的。

此前的许多学者也论述过通信技术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如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英尼斯（Harold Innis）、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但雷震老师认为，中国的通信技术发展历史表明，许多农业社会并没有经历安德森所论述的发展路径，19世纪末中国仍缺乏大众媒体和工业化，因此民族主义不应被视为唯一的历史组织原则。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框架下，本书试图回答三个层次的问题：1. “大众社会”是如何出现的？2. 什么推动了这一技术政治过程的发生？3. 如何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和审视这一过程？

新闻景观与四个案例

在实践中，信息流动存在于一个由技术、物质、地理和文化背景组成的复杂矩阵中，跨越多种媒体。雷震老师使用“新闻景观”（News scape）这个词来指代这种跨媒体的新闻环境。这一概念要求我们必须将基础设施、自然和社会地理因素纳入考量范围，在追踪新闻随时间的变化中揭示技术政治过程。

雷震老师选取了四个不同的切片作为本次讲座的案例。分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信息传递的考察，当时信息传播还高度依赖传统方式；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广播电台作为一种新的方式的出现，也是新闻景观的变革的开始；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对新闻的巨大需求，新闻也同时作为一种重要的抵抗方式；新中国成立后，广播网络使社会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行动，各地农村地区都设立了无线电站，成为新中国成立的关键。

20世纪中国新闻景观的发展是复杂的而非线性的。然而这种复杂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大的集中化、秩序或控制。因此，这本书并没有重复一个走向全面政治化或某种标准化“现代性”的叙事弧。相反，在技术政治辩证法的政治论题中存在不同选择，本书呈现的是一种切实发展了的现代化的形式。

雷震老师的新书还强调了新闻作为在过往叙述中往往被忽视的因素。受对新闻的渴望驱动，人们重新组织自己的行为，进一步导致大众传播技术的采用和大众社会形态的形成。因此，帝国、国家、民族主义、消费主义等大众社会的代表，或许可以理解为从对信息的需求中产生的外部性，而非斯科特（James Scott）等人论述的自上而下的强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