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史研究前沿讲座41】 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起点问题新探

2024年2月29日下午，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科技史研究前沿讲座”邀请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时文生授课，主题为《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起点问题新探》。本期讲座由北京大学科技医史系教授张藜主持。

时老师在治史中从他人不疑处见疑，偶然发现官修史书对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绝密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并作出研制原子弹战略决策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纪事问题上，存在着基本史实要素陈述上的根本矛盾。讲座从学术史梳理的角度出发，在逐一条陈现有记述的致命硬伤和前人数次错失订正良机的基础上，分析得出其根本症结在于首创者写史时不正确地解读使用原始档案，鉴此重新探源基础史料，研析相关原始书证为世人所知和史事流播相交织的历史过程，结合1950年代中央会议制度，剖明当时国际国内相关史事的内在逻辑，最终基本弄清该问题的来龙去脉，有根有据有逻辑地得出新的考证结论。时老师鼓励大家治史要善于从前人夹杂矛盾的史实陈述中发现问题，勇于质疑，切忌盲从盲信。

重要的会议，矛盾的记录

作为新中国决策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起点，也是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史上的重大里程碑事件，1955年的这次会议十分重要，见诸于官修党史、国史、军史和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人、相关科学家的年谱和传记中。

时老师梳理这些记载，发现其存在四大问题：1、会议出席代表名单不够准；2、人物排名顺序不符合党内规矩；3、会议名称不一致；4、缺乏会议日期铁证。名单方面，10人说、9人说、12人说、8人说和7人说几种说法同时并存；顺序方面，彭德怀和彭真谁排在前？不同史书竟然互相矛盾，而一定历史时期内，党内排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只有一种排序是正确的；会议名称上，有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有叫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还有叫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关于重要的纪事要素——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虽有1月15日之说，但未见支持这一说法的本证和旁证。

凡此种种，时老师指出重新钩沉史料还原基本史实已是不可不为之要事。

抽丝剥茧，还原史事

关于会议名称，根据50年代中央会议制度，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可分为正式会议和临时召集的小范围会议，本会即属后者。这类会议通常既不准备文件，也无会议记录。综合这些特点，时老师认为将此会称为“中央书记处专门会议”较为合适。

关于会议的日期，《杨尚昆日记》为时老师提供了宝贵线索，1955年1月16日记有“中苏两国之间，关于发展核子科学的合作，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也有A-B（指原子弹）就好了！”钱三强1979年3月10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组织者、领导者——缅怀周总理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关怀和对科技工作者的教诲》一文，也记录此次颐年堂会议是在1955年1月14日下午召开的西花厅会议的第三天，即1月16日。除此两证外，会议亲历者刘杰在2013年11月26日的回忆，表明颐年堂会议与西花厅会议“中间隔了一天”。

关于会议的名单和排序。周恩来1955年1月14日晚写的便笺信有言：“除书记处外，彭、彭、邓、富春、一波、刘杰均可参加”。朱德诞辰100年的1986年，《朱德年谱》出版，其中明确记录朱德1955年1月4日离开北京，3月1日才回到北京，期间无返京记录。因此不可能参加了这次会议。2000年，《陈云年谱》出版，记录1955年陈云1月12日晚出发外出调研，月底才回到北京，因此也不会出席此会议。这样一来，凡是名单中有朱德或陈云出现的，都是不准确的。

综合这些信息以及钱三强在《人民日报》的追忆文章，时老师敲定出席名单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八人，汇报者为李四光、刘杰、钱三强。

启示与期望

以这次重大基本史实个案研究过程的回顾为例，时老师现场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分享了读书治史的苦与乐，并与同学们共勉：一、不要盲从权威机构资料，一旦比勘发现不同史书对同一史事的陈述存在原则性矛盾，且缺少必要的说明，就要果断质疑；二、对表传抄不可取，对于档案和史料，必须要溯源覆核；三、发现疑点不要轻易放过，应该打破砂锅问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