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下午，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科技史研究前沿讲座”2023-2024学年秋季学期首讲在北京大学一教303举办。本期讲座邀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特任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王程韡以“在林县的阴影下：群众科学与江苏启东的肝癌现场研究（1971-1983）”为题主讲。讲座由北京大学科技医史系助理教授张蒙主持。

1974年10月，中国医学代表团在第十一次国际抗癌联盟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华北地区食管癌流行病学和病因学的初步调查研究》和《人体甲种胎儿蛋白的研究》的报告。报告被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医师在贯彻“革命卫生路线，面向工农兵，广泛发动群众”上所取得的最高成就。特别是后者：甲胎蛋白（AFP）作为一种肿瘤标志物，1964年才首次在肝细胞癌患者的血清中被发现(中华预防医学会感染性疾病防控分会, 2021)。但在1970年代初，就已经应用在江苏启东的肝癌现场研究中。相较于简单、廉价的细胞学筛查方法(Casper and Clarke, 1998)，在医疗基础设施极度匮乏的新中国开展以甲胎蛋白为代表的血清学方法无疑更加困难。报告系统性地揭示了启东的肝癌问题如何进入人们的视野，甲胎蛋白法筛查又是如何以一种群众科学的方式展开，特别是其现场研究如何受到了更早开展的林县食管癌筛查的影响，进而以此彰显出非西方世界“向癌症宣战”（war on cancer）的时代风貌。

问题的提出

讲座伊始，王老师先介绍了本次讲座问题的提出。尽管通常被认为有着更强的动员能力，社会主义国家“向癌症宣战”的实践倾向于被医学社会史学家所忽视。“向癌症宣战”是指用一种“总体战”的方法集结各种力量和资源，成功反击并赢得战争。

成为“典型”的林县

1969年11月，李冰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组织召开了全国肿瘤工作会议。大会选择林县作为“典型”并不意外。林县是最早开展防癌普查的地区之一，且一开始就采用了“集体合作，打到单干” 的四省一市协作的“共产主义”形式，由阜外医院的创院院长吴英恺(1910-2003)领导。“深入病家，按调查表的内容逐个进行询问和检查”，对 30 岁以上的人群做普查。确诊后后通过外科手术干预效果良好。而且早在 1962 年就在第八次国际抗癌联盟代表大会上与国际同行分享经验。特别是自 1964 年起，林县自身也迅速发展起手术能力。“仅有极少数病人到北京、天津、郑州等大城市去做手术”的局面，也得到了改善。而且李冰本人对林县的情况也相对熟悉。

上海方面的动作

得知即将召开全国肿瘤工作会议的消息，上海方面在 1969 年 6 月就开始了动作。上海第一医学院及其附属中山医院 的工宣队、军宣队决定向“癌症中的顽固堡垒”——肝癌发起进攻。但干预手段仅限于针对症状本身的姑息治疗。相比之下，束手无策的病人和家属则宁愿选择相信一些偏方，如将蟾蜍的皮敷贴于肝区，甚至是活吞，以期实现“以毒攻毒”的效果。如此治疗显然不会有任何成效。反倒是偶尔有吞服壁虎的患者划伤食管静脉造成大出血，给医务人员带来了新的麻烦。

1962 年 7 月，中国科学家们参加了第八届国际肿瘤会议。苏联微生物学家、病毒学家和免疫学家齐尔伯(Lev A. Zilber, 1894-1966)实验室的阿别列夫(Garry I. Abelev, 1928- 2013)第一次做了用免疫化学方法分离出的肿瘤抗原——即后来被称为甲胎蛋白的报告。然而中国代表团并不能充分意识到阿别列夫研究的诊断价值。到了近 10 年以后，甲胎蛋白与肝癌的关联性问题才再次进入到中国医学界的视野。

城乡两重天

文革期间，中山医院一边会同实验生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协作研究甲胎蛋白的提纯，一边把甲胎蛋白用于肝癌筛查的想法上报给了上海市卫生局——理由是希望用这项新技术来“为工农兵服务”。有了上海市方面的支持，启东县肝癌病因调查和市区 20 万人肝癌普查终于在杨浦区先行试点的基础上，于 1972 年 4 月正式开始。

市区的筛查工作相当顺利。为了动员甲胎蛋白检测阳性的人员到医院来接受手术， 他们还开发了一套“小肝癌”的说法。结果，早期的肝癌病人术后恢复良好又能回去上班。就有越来越多的工厂联系医院去做检查。

相比之下，启东方面就要困难得多。当“上海市赴启东肝癌科研队” 于1972年 5 月和 10 月在汇龙、向阳、西宁 3 个公社的 16 岁以上自然人群和全县肝病患者展开普查时，三个公社采用的是强制方法。即由生产队长下令，凡 16 岁以上，不分男女老少全部抽血化验，不愿抽血的就“扣工分。然而在农村地区群众普遍不愿接受抽静脉血，而且静脉血在乡间崎岖道路上的运输也极不便利。为了应对社员对“抽血”的抵触情绪，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又于 1974 年开发出灵敏度偏低、假阳性率偏高，但采血量极少的“反向间接血凝法”。初筛阳性的疑似病例，再用放射火箭电泳自显影术复测与跟踪，也能很大程度上缓和检测本身所带来的恐惧。社员对此接受度颇高，见面都问:“一滴血查过没有?”

现场研究的落幕

1983 年，启东开始在中国率先组织大规模的新生儿乙肝疫苗(美国 Merck 公司生产) 接种工作。这标志着当地癌症防控思路从筛查向另一种预防的重大转变。1980 年代，国际学术界也呼吁对癌症筛查的有效性做明确的评估。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传统“自带干粮”的大规模筛查方式难以为继。人们也开始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对“普査”进行重新评价和认识，将筛查目标重新锁定为以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为代表的高危人群。一个时代悄然落幕。

最后，现场同学从为什么肝癌在这一时期很重要值得研究、怎么看待启东这个案例在共和国史上的代表性和论文写作策略等方面向王老师提问，在热烈的讨论中结束了这场精彩的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