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12月10日，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传习讲堂在二教405举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王超老师为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战伤之躯：伤兵复健与抗战时期军事医疗技术的发展”的精彩学术报告。王超老师以“战伤之躯”为切口，聚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大后方开展的伤兵复健计划，并以伤兵问题展开讨论军事医疗技术如何作为连接前线抗敌与后方生产的关键一环。本讲结合医疗社会史、战争史与残障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分析了在战时人力匮乏的条件下，针对伤兵的救治与复健如何体现国家将残缺的身体转化为社会整体性动员与劳动力控制的极端形态。

战争与医学的双向流动

讲座伊始，王超老师首先对长期主导战争史与医疗史研究的传统范式进行了深刻的学术史梳理与反思。在既往的叙事中，战争与医学的关系往往被简化为一种线性的、互利互惠的双向流动：一方面是“医学的军事化（Militarization of Medicine）”，即认为战争作为极端环境，客观上催生了外科手术、急救技术、输血技术乃至抗生素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是“战争的医学化（Medicalization of War）”，即现代医学通过保存兵源、防疫卫生和精神干预，成为左右战争进程的关键变量。

然而，王超老师指出，近年来的学界反思正在瓦解这种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二元假设。他引用Roger Cooter在Medicine and Modern Warfare中的观点：战争对医学的发展一定是“好”的吗？当我们审视二战期间毒气战、细菌战以及731部队的暴行时，不得不面对战争制造了一种“恶”的医学这一残酷现实。这种技术进步的背后，往往伴随着医学伦理的崩塌与对人体的工具化滥用。同样，Mark Harrison在The Medical War中也提出，医学对战争的介入并非总是基于纯粹的人道主义救死扶伤，其终极逻辑往往从属于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即追求效率至上的管理。在这个逻辑下，医学的成功不再仅仅是挽救生命，而是如何以最低的成本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效率。

基于此，王超老师引入了残障研究（Disability Studies）的理论视角，将关注点从宏大的战争进程下沉到具体的战争伤残。复健（Rehabilitation）技术的出现，标志着战争伤残不再被视为个人的不幸，而被视为一种需要社会去填补的缺失。残障研究中的物质主义视角进一步指出，伤残者的困境本质上源于身体损伤（Impairment）与社会环境（Environment）之间的“不协调”（misfit）。因此，战时复健的核心问题，不再仅仅是医生在物理操作，而是医学如何通过对身体的改造，以及社会如何通过制度的调整来修复伤兵破碎的社会身份，使其重新嵌入到一个并不完美的战时社会结构之中。

“伤兵之友”运动与康复医学的战时起源

梳理了理论框架后，王超老师聚焦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大后方开展的伤兵复健计划。中国战时康复医学的实践并非始于1937年的全面抗战，而是有着更早的本土源流。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由蔡廷锴将军率领的第十九路军作为抗击日军的主力，产生了大量伤残军人。为了安置这些为国流血的战士，广州社会各界通过募集30万元资金，在珠江南岸建立了一所具备现代康复医学雏形的机构。通过档案细节发现这所机构不仅设有残废军人诊疗股，配备了当时颇为先进的“割症”（外科手术）、电疗等物理治疗设施，更开创性地设立了工艺训练环节。伤兵们在这里学习纺织、制袜、车衣等技能，生产的毛巾和袜子得以作为军需品回流前线。这标志着中国军方开始尝试将医疗救治与职业训练相结合，试图让伤兵通过劳动重获独立。尽管当时的规模极为有限，仅收容了不到500人，且能够成功回归社会自谋生计的比例极低，但它为后来的战时复健体系埋下了伏笔。

当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迅速推进，中国军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伤亡。淞沪会战期间，源源不断的伤兵迅速压垮了原本就薄弱的医疗防线，许多战士因无法得到及时转运而致残甚至牺牲。在这一危机关头，以林可胜为代表的医疗精英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位出生于新加坡、受训于爱丁堡、任职于协和医学院的生理学家，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建立了一套机动的、标准化的战地分级救护体系。在林可胜编写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教材中，他对伤兵从战区野战医院、兵站医院到后方医院的流转进行了理性规划。其核心逻辑在于效率最大化：轻伤者必须在前方迅速治愈归队，重伤致残者则分流至后方的教养院。这一体系在统计预期上带有理想化色彩，但是在实际惨烈的战况中往往难以达成，但它确立了战时医疗资源分配的基本框架，试图将混乱的战地救护纳入科学管理的轨道，以减少非战斗减员。

与此同时，随着1938年武汉失守，面对伤兵大举撤退的混乱局面以及民众对流散伤兵“滋事扰民”的恐惧，卫理公会教友徐维廉联合新生活运动领导人黄仁林，发起了“伤兵之友”运动。这一运动带有浓厚的新生活运动色彩，强调清洁、秩序与纪律。志愿者们深入兵站和医院，为伤兵提供饮水消毒、灭虱、营养膳食以及代写家书等服务。然而战争初期伤兵纪律涣散，阻止火车、索要食物等行为频发，民间形成了“伤老爷”的负面形象。此外，这一时期的“伤兵之友”运动虽然涉及社会服务，但其本质目标仍旧是以此为战，即通过恢复伤兵的体能和士气，让他们尽可能重返战场，或者至少不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此时，对于那些永久性致残的士兵，社会主要的应对策略仍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养”，而非基于生产主义的“用”。

1942年抗战后期的“虽残不废”运动与能力重塑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后期，特别是1942年后，伤兵复健的政策逻辑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彼时，尽管国际战场上太平洋战争爆发，盟军在远东战场开始反攻，但中国国内局势却陷入了低谷。日军发动的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导致国军在正面战场遭遇重大失利，半个中国的防线崩溃。雪上加霜的是，河南等地爆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大后方恶性通货膨胀，国民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人力与资源枯竭危机。1943年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关于节制人力使用的紧急动员令，指出后方存在严重的“劳力浪费”，并在法令中规定：凡是适龄的健全壮丁，应投入前线作战或核心军工生产；而原本由壮丁担任的勤杂、服务业等非生产性岗位，应腾退出来容纳伤残官兵。这意味着，伤残军人不再是被动的救济对象，而是有待于开发的潜在人力资源。

为了配合这一战略转移，官方发起了轰轰烈烈的“虽残不废”运动，并将“残废军人”在官方话语中改称为“荣誉军人”（荣军），试图通过话语重构赋予其道德合法性，以抵消民间长期以来对伤兵作为“伤老爷”或麻烦制造者的负面刻板印象。王超老师指出，这一运动的核心在于构建一种极具现代性的身体理论，即“差异的规范性”（Differential Normativities）。这一理论试图解构残废即无用的传统认知，强调“健”（Capable）不等于“全”（Whole）。官方宣传开始大力推广一种新的观念：一个人的身体虽然残缺，但只要他具备局部的剩余功能，他依然可以是一个健康的、高效的生产者。

在这一观念指导下，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等机构开始对伤残军人进行精细化的身体统计与管理。1943年的一项针对2万多名荣军的调查显示，超过80%的伤残者虽然肢体残缺，但仍具备剩余操作能力。基于此，复健体系将伤兵的局部功能与工业生产环节进行匹配：双手健全但下肢截肢者被分配到缝纫、制鞋岗位；视力受损但听力正常者被安排从事通讯工作等等。通常认为后方是前线的补给基地，然而在战时的中国，前线对人力的高效榨取、严格的纪律规训却被反向输入到后方社会，形成了一种“倒置的战争”（Inverted Warfare），原本被视为废弃物的残躯，被重新通过流水线式的管理，转化为战时的资源。

然而，在这一宏大的国家叙事之下，伤兵个体的体验充满了张力。王超老师通过解读荣军在刊物上发表的信件，展示了他们复杂的主体性。许多荣军表达了“不能得闲、不做废人”的强烈意愿。这既是对官方“虽残不废”观念的内化，也是一种对长期封闭“像坐牢一样”的社会性死亡的抵抗。劳动成为了他们重获尊严、对抗社会歧视的武器。此外，王超老师还特别提及了性别维度的张力，大量女性志愿者（如宋美龄号召下的护士等）参与到荣军服务中，这种照护和接触有时也也充满误解与冲突，这种张力也是值得未来进一步挖掘和研究的。

结论

讲座最后，王超老师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抗战时期的伤兵复健史，也是战时国家如何应对总体危机的身体政治史。这一研究将伤兵的复健作为切口，把局部化的身体和感官经验打开，展示了战时国家如何精确地汲取并分配了残缺身体所蕴含的人力资本。这种对伤残局部能力的重组，反映了战时国家对于生产力的极度渴求。无论是健全的壮丁还是残缺的荣军，都被纳入了国家机器的宏大运转之中。对于伤兵而言，“虽残不废”既是一种对社会接纳的渴求，也同样使得他们被紧紧束缚在生产流水线上，伤兵的“复健”，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既是对个体的修补，也是国家机器对“残缺”资源的利用，将伤兵的身体作为社会凝聚的一个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