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3月28日下午，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传习讲堂在静园一院201进行，本期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定宜庄教授主讲，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张藜老师主持。定宜庄教授认为口述史是一种历史学与社会学等学科都可以利用的研究方式，随后分析了社会学与史学在具体口述实践中研究目的、材料处理方式、访谈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在比较中定位了口述访谈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最后强调尽管目前口述史已经逐渐走出了学术领域，形成了一场“大家来做口述史”的运动热潮，各种学派和成果层出不穷，但是口述史在学术上的规范性仍十分必要，需要跳出“运动”框架以推动口述史研究持久地开展。
一、问题的提出：口述史是一种研究方法
讲座伊始，定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口述史是一个专门学科，还是一种研究方式？”定老师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研究方式。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是从自己学科的训练出发来做口述史。所以口述史用什么学科的方法做、怎样做并无一定之规。如民族学家的口述，结合田野中的参与观察。社会学倾向于社会学的调查问卷，史学则偏重于文献考据。文学界也做口述史，如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老鬼《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等。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对我国口述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口述访问是文学与历史的结合。但定宜庄认为史学界则倾向于“口述史”是“历史”，不过，是否把口述史看作是史学的分科还有待商榷，有人强调口述史本身是一个专门学科，只不过跨学科性质很强，但定宜庄认为无论如何跨学科，总要立足于一个学科，才会有坚实的研究基础。此外口述史的功夫在访谈之外，有学者指出，调查型记者的访谈比我们做得要好很多。不同训练背景下有不同做法。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能比一个记者做得更出色？就在于我们在访谈之外做的那些东西。定宜庄认为口述史功夫在访谈之外，重点在访谈之外，这是很多人没有充分注意的。
二、关于口述实践：史学与社会学
在具体的口述实践中历史学与社会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差异：第一是提出的问题有所差异。社会学家倾向于探寻过去为什么对我们来说有意义，而史学家则注重追寻过去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根据苏柏玉博士的实践经验，社会学与历史学有研究目的上的差异。史家重在考察某一群体，或某一家庭对过去经历的记忆，关注较长时间的变化，访谈所涉及的历史往往跨度几十年甚至百年，由此试图还原“真实”；社会学质性访谈则往往针对某一社会问题，考察某一群体当下或者近期的经历与决策，以及影响了他们的经历与决策的要素（如阶级、性别、收入、教育水平等），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提供解释与建议，总结社会行动的模式，或者描述特定文化的社会结构。
第二在如何处理材料上社会学与史学的处理方式也有不同。在处理所得的口述材料上，相比于社会学家，史家在写作及编纂中，历史情境的构建优于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学者“历时性”地将口述资料梳理成文稿时，会尽可能保留对话原貌，分析、评论、考证则居于其次，以注释、按语、附录的形式补充在侧。社会学学者则采用“编码”（coding）的方法，做“理论化”处理：对采访多人得来的大量材料中提取关键信息，再将其置于社会学学术语境下，验证、发展某一理论，或者新提供一种解释概念。最终的成果很少引用原话，研究者本人的分析更为显著。
第三访谈阶段中社会学与史学的采访结构不同。史学倾向于从祖辈问起，了解被访人以及与其有共同生活经历，或者共同经历过某些事件的社会关系人（如亲属、朋友、同事等）的生活；访谈具有“历时性”，社会学访谈往往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方法。首先，在与被访者会面前设计好较为详细的访谈大纲，访谈问题围绕着研究主题而设，一般分为几个考察板块，每个板块有若干问题。问题设计具有“共时性”特点。在现场访谈时，要尽可能确保设计的所有主题都问到。与此同时也给出被访者在研究主题内的自由发散空间。
定宜庄曾与社会学家杨善华、阮丹青合作，为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原厂长黄宗汉做了口述，并以此为题进行了研究，在其中深刻体会到社会学者与历史学者研究目的与工作方式的差异。定宜庄回忆说，杨善华、阮丹青二位教授的参与使工作出現了重要转向。研究的主题已经不再是黄宗汉的个人传记，而是东风电视机厂的一场改革；参与这场改革的，也不仅是黄宗汉这个厂长，而是一个群体，包括相关的领导和上级、黄宗汉的朋友与同事，还有该厂的职工，以及为他写报告文学的作家，于是对这场改革的反思与回顾，也就不再由黄宗汉一个人来表达，而是一个集体对那个特定年代的纪录和回忆。两位社会学家按照他们的学科规范，以他们的视角和方式进入到这个项目之中，与定宜庄最初所做的单纯的口述史，从访谈前的问题设计，到进入现场的方式，提问的角度都有不同。不仅被访者地位、身份、性格、经历和想法各异，几个访谈者，也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甚至不同的思想观念，使得口述访谈呈现出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样貌，定宜庄表示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正是他们在口述中想要表达的东西。
三、口述史与“史”
“口述史”（Oral History），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具有严格定义和规范的专门学科。广大民众希望通过口述史，来用自己的声音和经历来挑战传统的历史观，表明什么是“历史的重要性”，并创造属于他们的历史。口述史因此而走出学术领域并形成为一场“运动”，有关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也呈现一派众说纷纭、五花八门的气象，各种学派和成果层出不穷，做口述史研究，要留心跨学科交流，取长补短，应该从对与口述史相近的民族史及民族学/人类学作品中汲取营养，可以不拘一格，结合自己的学术专长。
（一）对被访问题的定义
有准确的定义是口述成功的基础，往往是通过文献记载，尤其包括官方档案。无论事先是否要做详细具体的案头准备，但对口述采访的对象有一个准确定义，还是必要的。这是个目前仍然没有受到重视和引起应有关注的问题。定宜庄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为例，“知青”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指的是中小学毕业生在“上山下乡”这个特殊政策之下，由政府组织的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年人。研究之初首先必须明确“知青”这一名词、也就是这个群体包括的人的范围、性质、出现的时间，这是做口述访谈第一位的问题。
（二）对相关制度的了解
制度史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作为“史”的口述史，无论观念多么前卫新颖，也无论对传统史学做了多大程度的颠覆，但不能离开制度史这个基础。寻访旗人妇女这一人群，必须建立在对清代八旗制度的理解之上，八旗制度下的旗人有严格的等级、身份之分，居住地域相对固定，大致说来，有有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还有内务府旗人和庄园中的庄头和壮丁，此外还有宗室，如果对八旗制度的特点和分布没有了解，就无法清楚应该到何处选择样本，而仅仅随机做某一类人的访谈，不可能了解这个特殊群体在特定时代的经历、命运和思考，这样的口述，质量会大大降低，甚至会出现严重误区。寻找样本不能仅仅“随机”，不可过于随意。
（三）现场
有人强调，史家的口述应该坚持史家的追求，那就是叙事，不要跟着社会学家的“现场”跑，社会学家强调现场互动，强调对受访者的举动甚至衣着、举止、神态的观察，但史家不必追求现场感，甚至也不必要一定把对话放进口述中。定宜庄对此不敢苟同。
口述史实践中充满各种变数，对口述现场的把握，是最考验访谈者功力之处。在定宜庄经历的访谈中，多次听到过被访者的抱怨，说采访他们的记者只取自己所需，达到目的起身就走，并没有耐心和兴趣认真倾听被访者的诉说。这样的情况可能更多出现在新闻采访上。从采访者的角度来说，这其实也属正常，新闻具有时效性，很多热点转瞬即逝，记者们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对一个被访者做深入访谈，他们甚至顾不上被访者的感受，而且，关心这个被访者个人，也不在他们的本职工作范围之内。但口述史的研究者不同，他理应将被访谈的对象，作为一个“人”来尊重和了解，而不能仅仅将他作为对某个事件、某个话题的载体，或者仅仅将他看作是活的史料。因此，在获取自以为是自己所需内容的同时，更应该尽力站在对方的角度，客观地了解、分析被访者的情况，关心他对访谈者期待的是什么，并将这些，作为访谈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做访谈所必要的语境，这应该也是口述史与一般的新闻采访的根本区别之一。
报道人的个人叙述的真实性，必须放在特定的访谈关系中才能得到较好的辨别和理解。访谈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处于特定生命时段、具有独特人格特征和兴趣取向的一个人，回答由另一个处于特定生命时段、具有独特人格特征和兴趣取向的人所提的一组特殊的问题。具体如《妮萨:一名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这是当时身为大学生的肖斯塔克在1969年8月-1971年3月和1975年对卡拉哈里沙漠北部边缘一个狩猎－采集部落进行两次田野工作产物，在共计25个月的2次实地调查中，她重点对8位昆人妇女进行了大量的生活史访谈，而最终翻译、编辑和出版的主要是老年妇女尼萨的个人故事。（人类学家胡鸿保教授提供）妮萨的个人叙述仅仅反映了50岁的尼萨和24岁的肖斯塔克之间的暂时性协作，任何其他的组合，都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这是对于口述历史也是富于启发意义的体验。
（四）口述史料的鉴别整理
对访谈成果是否还要进行整理即访谈录音的最终产品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口述史操作时存在最多争议的环节，也是目前国内方兴未艾的口述史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是是否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的问题。将文字整理成能够为人阅读的纸本书籍或者电子稿的做法，虽然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毕竟是口述访谈能够发挥社会效应的重要一步。将录音整理成文字，只是一个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更深一步的问题则是如何将口述得来的材料变成既有可读性、又可以为后人引用的史料。从理论上说，口述得来的成果，当然不是拿来就能用的史料，它更多反映的是个人对某种特定环境、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的记忆、理解和感受。仔细认真地辨别口述材料的真伪，应该是整理者的责任，这与对待文献史料的态度一致。
整理口述史料，可分为好几个层次。作为整理者，第一步的工作就应该将访谈的时间、场所以及被访者的状况一一作出说明，以便让自己或者为别的研究者能够了解访谈时的语境，以为下一步分析做准备。
第一步是注释。对被访人提及的人名、时间、地点、事件进行详细的考证，至于是否以注释的方式列入访谈稿中，目前还有争论，有学者担心注释加入访谈稿，会有访谈人以自己的主观倾向引导读者的嫌疑，但定宜庄认为无论是否列入访谈稿中，这样的考证还是必须做的。因为这样的人物、时间等，背后往往牵涉到时代相关的大事件，不可轻易划过。这也可算作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鉴别口述史料的真伪，这在原则上与史家对文献的辨伪、校勘是一样的。当然也有口述特定的要求。口述中往往会有太多或有意、或无意的记忆失误，也会有有意的、无意的谎言，这样的口述虽然也有保留下来以为后人研究的价值，但是作为访谈者，如果不认真交待做访谈时的特定环境、背景和被访者的状况，事后对被访者提供的材料一放了事，不去核对、鉴定，任由这样的材料保存下去，谬种流传甚至会为某些别有用心者利用，结果是为后人制造一系列混乱，这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
整理访谈稿的过程，也是发现问题的过程，许多第一次访谈时出现的空白、漏洞和误解，往往在现场时难以察觉，而是在整理时发现的。发现这些问题之后，不能就此止步，或者不负责任地做出结论，说口述史是不可靠的了事，而应该进一步去考证、核实。这时就有必要对被访者做第二次甚至更多次的访谈。这其间可以涉及的内容，远比第一次访谈更丰富有趣。
被访谈者在陈述过去发生的事情时，总会有相当的选择性、重建性，也会有现实取向，所以仅仅针对一个人的访谈，往往存在局限。史家常说证史切忌孤证，对同一个事件，同一个问题，切忌只听一家之言。即便做的是被访者的生命史，选择尽量多的旁证也是必要的。我做口述时经常在访谈之后，再访问与被访者相关的人，譬如经历过同一事件的见证人，或者被访者的亲人、朋友，请他们对同一个事件或同一个人物做出自己的表述，然后与被访者的口述做核对，思考其中的差异是什么，又为什么会出现差异。这就像用文献证史时的“他校”。这样的对照访谈饶有趣味，能有很多仅做一人了解不到的多面的、丰满的信息。
更重要的做法，是将口述材料与文献记载互相参考，这在涉及某个事件或人物相关的大背景时尤为常用。或者也可以就有关问题，到相关地方做人类学的田野。只有经过这样的反复考证，才能挖掘出隐藏在背后的真相，这是简单地做些表面功夫达不到的效果，也只有这样，口述史料的真正价值才能够体现出来。
口述得来的史料，不能当作直接的证据用到史学研究中，这或许是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个区别。主要原因，是从口述产生的访谈，时间并不是事件发生的当时，而仅仅是事后的追忆，这与事件当时形成的文字资料尤其是官方文献不同，而史学最重视的往往是形成于当时的第一手材料，所以，如果将口述访谈的成果直接用来当作史料，会产生一系列误区，这是目前很多口述史的研究者未能觉察的特点，尤其应该警惕。
四、口述史研究现况与问题
定宜庄指出，当前口述史正在国内各个领域广泛深入地展开，很多单位和个人抱着极大的积极性投入到这项活动之中，开发出了许多极富意义的选题，参与者也为此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在有些地方和部门辛苦收集得来的口述史料堆积如山，后期的整理鉴别以及研究却难以实行，却无法被广泛地阅读、传播和利用，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毕竟所谓的整理鉴别，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远远多出现场访谈数倍、十数倍不止，这不仅会影响组织者和参与者的积极性，甚至会导致口述材料的第二次流失，这是当前一个颇令人担忧的问题。所以提倡进行严肃认真地进行后期整理工作，已经迫在眉睫，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访谈录音能够为人（包括专业人士和群众）所用，口述史才能跳出“运动”的框架，持久地开展下去，而不致一哄而散。
口述史牵涉到的不仅仅是学术观念，还包括个人隐私权、个人利益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这是初学者必须事先了解并且有所准备的。凡将口述史开展成一项“运动”的国家和地区，都会由专业学者对参加口述工作的初学者进行专业的指导和培训，即使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对通行的伦理行规也不可不知。这是一个没有引起中国口述史学界充分注意、但对于口述史的进一步发展却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史学必用真名，定宜庄以唐德刚做胡适、李宗仁口述研究为例，如果不用真名，就完全无价值了，但是用真名产生一系列问题，包括涉及他人隐私，对他人造成伤害等敏感问题，甚至会因此而打官司上法庭。为了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种问题，做口述访谈和整理时，一定要签订合同。访谈录音和初稿如果不发表，仅仅自己保留，可以暂时不签，但一旦公开，就一定要签。签合同也会出现问题，如被访者的修改甚至反悔，定宜庄提醒各位访谈者要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权益，注意不要让被访者利用口述别有用心地大作文章。
最后定宜庄再次强调口述史的价值，即口述史不但能补白与验证文献资料，也能触及当事人的内心世界，使历史的内涵不仅是冰冷的事实，还包括人性的内在情感与思维，但是“口述史”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具有严格定义和规范的研究方法，在目前口述史运动发展热潮中需要注意口述史在学术上的规范性，同时结合研究者的学术专长，留心跨学科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推进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多元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