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3月31日下午，传习讲堂系列讲座第五讲在静园一院201举行。本次讲座题为“科学文化与中国道路”，由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袁江洋教授主讲，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系主任韩启德院士、近30位各院系师生参加讲座并进行了热烈讨论。讲座由系副主任张藜教授主持。

袁江洋教授

讲座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什么是科学文化？二、科学文化的跨文化旅程；三、科学文化与中国道路。

一、什么是科学文化

袁江洋教授首先由斯诺论题与萨顿论题展开讨论，指出科学与人文相分离的历史困境由来已久。斯诺在1958年的剑桥讲演中描述了西方知识分子在理智生活上的分裂现象，即科学与人文学科、科学家群体与人文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分裂，同时也是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峙。萨顿更早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创办了科学史刊物Isis，推动科学史成为独立学科，希望以此为桥梁连通科学与人文。然而科学史的发展虽迎合了历史学科，却又与科学疏离，科学与人文依旧渐行渐远，萨顿的理想似乎仍遥不可及。

随后，袁江洋教授探讨了科学文化的具体定义。科学与人文两分说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是：科学文化是否是与价值无涉的单纯“求真”的文化？又或如后现代学者所说，是单纯“求力”的文化？袁江洋教授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提出理想形态的科学文化应当是一种“由真鉴善”的理性文化，“知识即美德”的信念自苏格拉底，并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脉相承，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从希腊时代起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

紧接着，袁江洋教授对历史上围绕科学进步观而展开的争论进行了梳理。以培根、牛顿、萨顿、柯瓦雷、巴特菲尔德等为代表的支持者，认为科学进步是人类的进步，而以荷西武德、卢梭、汤因比以及后现代阵营为代表的反对者，则认为科学进步不一定导致人类进步。但就实际情况而言，以科学技术立国、兴国则已为世界各国所采纳，成为公认的信念。在此基础上，袁江洋教授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观点：理想形态的科学文化，是一种坚持“由真鉴善”价值论原则的理性文化。西方社会的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恶果，并不是培根的主张，也不是科学的产物。培根的《新大西岛》所构想的并不是一个不断扩张的王国，而是一个利用知识改造自然而形成的新伊甸园。

讲座现场

二、科学文化的跨文化旅程

袁江洋教授强调，科学文化的发展源于人类文明的汇聚与整合。在历史上，人类文明主要经历了三次最重要的汇聚与整合。

第一次是古希腊文明对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波斯等文明的汇聚与整合。在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大突破”时期（600BC—200BC），希腊人确立了“人在自然中生存”和“人与人共存”两个维度的价值论。希腊人作为海洋民族的开放性、希腊文化的一体性、波希战争的胜利等历史因素，使得希腊成为第一代古文明的集大成者，雅典成为世界文化的汇聚之所。

第二次是阿拉伯文明在大翻译、大吸收的基础上开展科学与文化的创新活动。阿拉伯人先于基督教文化的创举，包括复兴原子论、实施炼金术的医药转向、提出双重真理论以及第一次封哲圣于亚里士多德等等，为中世纪末以来欧洲科学和哲学发展提供了模板，开启了道路。但伊斯兰教内部的宗派纷争以及无休止的外部战争，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回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阿拉伯世界最终未能进一步发展出现代科学。

第三次是近代科学在基督教西方社会的确立。他认为，13世纪经院哲学的建立，为近代科学奠定了智力基础。对阿拉伯哲学和科学成就的吸收，对古希腊文献的重新发现，以及培根、波义耳、牛顿等人的探索，共同推动了近代科学在基督教西方社会的确立与发展。

三、科学文化与中国道路

根据前面的讨论，袁江洋教授总结了历史给予我们的三点启示：

第一，科学本身就是人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近代科学兴起，分别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情感、意志和理性三个维度，并非互为因果，而是一场完整运动的三个侧面。

第二，如萨顿所述，科学来源于各个文明的汇聚与整合，并非某一文明的独创。科学文化是具有横断性的人类文化，是连接不同文明的重要桥梁，也是当今世界一切形式的现代文化改良运动所必须借重的文化资源。

第三，科学文化是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追求至善的理性文化，“由真鉴善”是科学文化的价值准则。后现代西方思想的科学原罪说，是现代化西方国家的决策者们违背了培根等早期思想家和科学家的理念，走上全球扩张，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将新的原罪归于培根和牛顿，恰恰表明，后现代思维是不尊重长时段历史的独断论。

紧接着，袁江洋教授又以新冠病毒的防治为例，指出“科学也不能挡道”等言论，则是脱离求真而空谈至善，是虚妄的至善。

最后，袁江洋教授谈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中国道路。一方面，高速发展导致的生态环境代价，是中国应当吸取的教训；另一方面，勤奋、创新、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和科学发展等理念，则是有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独一无二的中国经验。而要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使中华民族的智慧贡献于人类文化之进步，需要建立一套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共同价值论：人民凝聚是中国特有的力量，共同发展与和平发展是中国经验，科学发展则是现代化的共识。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文化必定是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资源，是沟通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重要桥梁。

进入交流环节，韩启德老师和同学们纷纷提出了感兴趣的问题。以下是精彩问答集锦：

问：我非常喜欢您所说的“由真鉴善”这个词，理解了这个词就理解了今天的讲座。我的问题是，对文明来讲，什么是进步？

答:对此袁江洋老师做了重点说明，他认为，“进步”这一术语是价值负载的。举个例子，公元元年，地球人口大约一亿，而今天地球上约有七十二亿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提升了马尔萨斯陷阱的人口极限，这就是科学之善的一种显现。中国历朝历代从来没有认真反思这个问题，关注的只是前朝兴衰之原因，如宦官干政等问题，但没有想到马尔萨斯陷阱，没有想到自然与人口的关系，这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缺乏科学视角。

问:有同学问，那从人口角度来看，印度和北欧谁更进步？现在的人比春秋战国的人更善吗？

答: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我们在求真方面，能比以前做得更多。科学只是为求善创造了条件。“由真鉴善”的鉴是鉴别、鉴赏的鉴。这是希腊思想家以及培根等近代科学倡导者所提示的科学价值论。赫西俄德认为，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到黑铁时代，人类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但同时人性之恶也得到更多彰显。但我要补充的是，随着科学进步，人性之恶和人性之善都能得到更多彰显，而我们要做的是坚持“由真鉴善”。

合影

纪要整理：陈钰琪张雪梅

摄影/编辑：张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