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3日上午，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科技史前沿讲座在二教420举行。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齐小林教授以“现代通信与中共敌后战场”为主题，以无线电与有线电通信为核心线索，揭示了中共在资源匮乏的敌后环境中，如何通过技术吸纳、制度建构与实践创新，将现代通信转化为战争“中枢神经”，为理解中国革命的现代性提供了物质与技术层面的重要视角。

讲座开篇直指传统军事史研究的范式局限——现有叙事多聚焦决策与结果的“大事记”式书写，对于战争进程关注不足。长期以来的认知掩盖了中共对现代技术的主动运用，而事实上，无线电与有线电通信的规模化部署，正是中共革命战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通过史料考证与数据梳理，齐小林老师勾勒出中共敌后通信体系的立体面貌。这一体系以无线电与有线电为双核心，形成了覆盖根据地、衔接中央与前线的多重联络网络。

无线电通信承担着远距离信息传输的核心功能，成为各根据地与延安联结的关键纽带。新华社作为重要传播载体，不仅传递重要的政策文件，更通过抄收国内外通讯社电讯，为中共了解世界经济、军事动态搭建了重要桥梁。1942年，延安对外联络对象达67个，全年收发总字数超1134万字，新闻台全年抄收时长累计23165小时，彰显了无线通信系统的繁忙程度。在组织架构上，无线电系统实行机要科与电台的严格隔离制度，翻译、校对与收发环节各司其职，从制度设计上防范信息泄露。

有线电话则在根据地内部联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效能甚至超过无线电通信。晋察冀、太行等军区构建的长途电话网，线路分布呈现东南密集、西北稀疏的特征，与日据区域分布及地形条件高度适配，部分线路平行于铁路线布局，便于情报收集与传递。抗战后期，电话编码体系逐步规范化，序列编码与分区代号制度的推行，进一步提升了通信效率与安全性。1943年2月，延安地区电话总机达126部，线路118条，形成了覆盖中央机关与核心区域的通信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通信体系的运行并非一帆风顺。从实际联络天数统计来看，系统处于持续调整状态，部分地区沟通极度不畅；1943年2月，延安直属电队积压字数达18019字，反映出资源有限条件下的运行压力。但中共通过动态优化联络线路、规范通信优先级等方式，持续提升体系韧性，使通信成为敌后战场不可或缺的支撑。

为什么能够利用现代通信技术？

中共之所以能在敌后战场大规模运用现代通信技术，离不开三大核心支撑。其一，革命与现代社会的深度联结——20世纪20年代末，电话已成为大城市上层人士的日常工具，中共领导阶层大多接受过现代技术熏陶，对技术的价值有深刻认知。其二，多元的技术人才保障——通过吸纳、培养等方式，集聚了一批专业人才，构建了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经验的技术队伍。其三，完善的制度体系支撑——从《无线电技术人员工作条例》到《长途电话规则暂行条例》，形成了覆盖操作流程、人员管理、奖惩机制的完整制度链条，为技术规范应用提供了保障。

利用现代通信技术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通信实践的核心矛盾的是安全与效率的平衡——安全是效率的前提，效率是安全的目标，二者不可偏废。

针对无线通信中呼号、波长、频率、密码及机器设备可能引发的安全风险，中共采取了物理防护与制度规范相结合的应对策略。物理层面注重波长隐蔽与线路防护；制度层面推行动态呼号、密码定期更换、文件阅读“变化、分割、密闭”等机制，有效降低了信息泄露风险。1943年，中央机要科被敌人破译的电报数量从1942年的149份锐减至1份，印证了安全防护的成效。

在效率优化方面，中共通过分级管理提升通信效能。《太行军区长途电话工作暂行条例》明确将电话分为紧急军务、军务、政务、普通四类，按优先级接线通话，紧急军务可暂停其他通话优先接通。同时，通过精简联络线路、规范电报等级识别与通报秘密规则等方式，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实现了关键信息的高效传输。

讲座最后，齐小林总结了敌后通信实践的历史启示，并提出了中共革命技术史研究的拓展路径。当前，中共革命技术史研究已在信息传输领域取得进展，已经有学者关注文件印发、密写、无线、有线、印刷、地图、书籍期刊报纸的印行等环节；但仍有诸多未触及的内容。齐小林指出，战争技术中的情报、卫勤、运输等领域，农业手工业中的纺织、冶炼、粮食保存技术，以及金融商业中的账簿、汇兑、货币发行等实践，均值得进一步挖掘。未来研究应兼顾政策与实施过程、整体与个案、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融合外史与内史视角，深入探讨政治与技术、文化与技术、人与技术等多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