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理科史与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致辞

很荣幸应韩启德老师之邀，今天来参加学习。

首先要祝贺“北大理科史与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历程”项目正式启动！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启动这一工程，可以说恰逢其时。

最近，在纪念建党百年之际，大家的目光都投向那一“觉醒年代”。一百年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和热血青年，不仅新思想觉醒，科学精神也在觉醒。这“觉醒”并非来自一朝一夕，既与那个波澜四起的时代有关，也与京师大学堂走向分科大学，走向近代性综合大学的历程相关。北京大学成为中国理科教育的开端与发祥地。“凡治哲学、文学及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科学入手”，成为北京大学的学术信念。北大理科与文科同样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大师汇聚，人才辈出。

当年的北京大学能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与“救亡”“启蒙”的时代呼唤相关；一代“新青年”的涌现成长，也与“德先生”“赛先生”在北大、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相关。救亡图存的信念与科学思想，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以后，北大理科更是在国际科学前沿取得了系列性的重大进展，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

北大理科起步于百年前的红楼，牵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见证了“科学”在近代中国生成、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理科史，不仅是关注精深的学问、关注技术的功用，更是要追踪科学思想的源流、科学风气的形成。通过梳理学科的发生、发展轨迹，思考学科研究的理论、范式，探究人物、事件之间的关联，揭示学科演变规律与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正是“北大理科史”项目的担当和目标。这不仅为理解北京大学的历史地位增加了新的维度，也为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文化变迁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域。

北大理科史项目的启动，真正是一件大事。中国自古以来，对于“史”有厚重的期待，有独到的理解，“以史为鉴”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思想共识，也是中华文明的特殊性和魅力之一。北大理科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具有突出的文理交叉特性；项目进行的过程，将是凝聚多学科学者共同探索的过程。

正如韩启德老师指出的，历史书写，要秉持“实录”原则，求真知，存信史。从操作的意义上讲，首先，“史源”要渠道开放，收集不同类型的材料，档案、实物、报章、回忆等相互补充质证，在核验的基础上，形成分类别、依时序的数据库与史料“长编”，尽可能保留各类资料――包括说法不同的资料，以便为纷繁的史实提供广博的知识背景，提供比对辨析的丰厚基础。其次，要在长编基础上，确认核心要点，形成大事记与整体纲目。在组织撰写的过程中，既要突出学科内在的发展逻辑，也要关注与特定时代的关联；既要聚焦理科，也要关注与其他学科及学术共同体的融通；既要突出北大人，也要关注与整体社会情势的互动。

历史是对人类活动的记录，历史学的意义在于反思。理科史既是学科特色鲜明的学术谱系，又是“常为新”的北大精神的亲历者、创造者的生命史。理科史所承载的，不仅是学科史，也是思想史、文化史；不仅是学科的发展演进，也是人的活动，是理科拓荒者直至今天北大理科人持之以恒的努力。理工农医科的发展历程，与中华民族的百年历程一样，曲折、多线、漫长，其艰辛，其丰硕，其卓绝智慧，留下了无数值得回顾反思的印迹。

中华文明是多元文化、多种学术门类构筑而成。理科史研究的物质成就、理论创新、学术脉络与精神传承，正是“文明”的底色。从这一角度来看，“北大理科史”的启发意义不仅关系着北大，也不仅关系着理科，这一项目的深远影响将在日后更加凸显出来。

最后，祝愿“北大理科史与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历程”项目，在韩启德院士的直接指导下，群策群力，获得圆满成功！

编辑：张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