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月25日,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北京大学联合采集启动仪式暨交流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科技医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院士在交流会上做了总结发言。韩启德强调,采集工作要挖掘和还原鲜活的人,采用科学史的研究方法,坚持科学的唯物史观和正确导向,增强研究和宣传的叙事能力,培养和锻炼一批有志于科学史研究的专业人才,扎实做好采集工作,推进科学史学科发展。本文根据韩启德院士的发言内容整理而成。
刚才各位做了很好的发言,我感受到大家对这项事业的高涨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大家交流了有益的经验,也特别提出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我很受启发。我对采集工程虽然参与不多,但是参与得很早,因为采集工程筹划的时候,我担任中国科协主席,当时我的态度非常积极,认为如不及时把这项抢救工程做下来,就将永远失去这笔宝贵财富。
我们讲科学文化,简言之就是科学家的文化;而中国科学文化就是中国科学家的文化。中外科学家具有共同的精神品质,但在中国特定的文化与历史背景下,中国科学家同时又具有显著的自身特点,这是在一个个鲜活的科学家身上体现出来的。研究中国科学家的学术成长史是从事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科学史可以使我们更加明白今天做的事情。同时我们每个人又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今天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创造历史。
采集工程是中国科协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北大联合采集项目启动,就采集工程而言,是工作机制的创新。这些年,我对采集工程比较关心,也有一些想法。时间有限,我简单谈一下最深的感受和相应的建议。
一、挖掘与还原鲜活的人
我们的采集对象是科学家,而科学家首先是人,采集工程特别是宣传的时候要体现人性,体现鲜活的人,有个性的人,复杂的、多面性的人。我特别喜欢看传记,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传记,有很好的,也有很差的。说句不好听的,我们现在的传记多数比较差。为什么?因为程式化、表面化、脸谱化比较普遍。看了一个科学家传记,再看另外一个,都差不多。虽然都是科学家,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那么大,写出来怎么可能那么相似呢?他们差不多都是20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出生的,家庭情况大多相似,多数在国内接受大学教育,有着相似的抗日战争苦难经历,然后参加留学生考试出国深造,新中国成立后在爱国情怀驱使下选择回国,开创科技事业作出成绩。如果写这些共性的东西每个人都差不多。这里首先是因为采集资料还不够细,不够详实,漏掉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其次是因为忘记了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来体现的,普遍规律是要通过个人独特和细微的具体事件来揭示的。道理不能靠说教,而要让读者通过生动与形象的故事自己去体会。
二、要重视研究
采集工程属于科学史范畴,做科学史要强调研究,要求我们坚持求真、理性、质疑、严谨的科学精神,要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线。
采集是基础。要想尽一切办法,尽量详尽地掌握材料,包括档案、信件、笔记、实验记录、发表论文以及各个方面汇聚资料。俗话说,只有篮子里有菜,并且质量要高,才能做出好的菜肴,否则厨师再高明也没有用。所以采集是基本,要下功夫。历史学家有一套采集文献资料的特别功夫,而采集工作是采集鲜活的人,还应借鉴社会学家和考古学家的采集方法。
科学史研究要坚持学术性。与其他科学研究一样,首要的是提出问题。研究一位科学家,要能提出研究目标和方向,重点研究这位科学家哪个方面?亮点、焦点、难点问题在什么地方?这是研究功夫的体现。在研究过程中要不断进行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细致分析。其实,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上的事情,不要看太远的,就看当代的乃至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很多科学技术事件,已经有很多搞不清楚的了。等到采集到很多资料的时候,这个分析就显得更加重要。要明白采集到的东西不全是真的,尤其是做口述史的时候,更要注意去辨伪分析。人在表述的时候都有情感,都有偏向性,让十个人讲一件事情,一定是不一样的,更不要说历史上的事。所以,采集工作的学术性怎么保证,要看科学研究怎么做,要有严密的逻辑和充分的论证。这也是做采集、做科学史研究一个重要的地方。
做科学史研究一定要走进历史,但同时又要能够走出来,回到现在。这就是要坚持科学的唯物史观和正确的导向,重在提炼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这些精神、思想、方法是我们先天不足的,我们要通过科学家的采集和总结,把这些精神的东西体现出来。采集工作与学科史的研究紧密结合,正好可以和我们开展的北大理科史研究工作天然地、很好地结合起来。其实,采集工作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做好对中国科技发展历程的研究。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一下,科学史研究一定要注意实物的收藏。像马建钧馆长他们长期搞档案、校史,这个观念特别强。研究历史是要拿证据的,证据最强的是档案、文字材料等实物,这些往往是在确定历史事件中盖棺定论的东西。所以,今后在采集的时候要同时注意采集实物,这些都是文物,文物的价值有的时候是不可估量的。这些实物不收集起来就容易作为垃圾丢掉,收集起来将来就是宝贵的历史文物。我们已经重视得晚了,但是在北大的采集,一开始就要尽量在这个方面多下些功夫。
三、要增强叙事能力
叙事能力是采集工作里面需要提高的一种重要能力。采集需要宣传,需要传播,在采集工作实践中应加以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当今,要适应当前媒体的规律和特点。太长了没有人看,不生动没有人看,不引起共鸣没有人看。当然也不能做“标题党”。
真实是叙事最根本的因素。前几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饶毅的文章,这篇文章非常成功,传播得非常广,起的作用非常好,我看了都很感动。为什么?真实!我认为真实是叙事最根本的因素,一件事情本身的面目最重要,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尤其是研究科学家人物的时候,他一定是有过失败的,有优点也一定有缺点,有高尚的地方也有平庸甚至卑劣的地方,有公心也有私心,如果人为拔高,只留下好的方面,就失去了真实。失去真实的东西就没有魅力,所以真实是第一。饶毅讲的每一件事情内容不多,但都是真实的事情。
历史重要节点的史实和故事的还原是叙事的关键。饶毅这篇文章整体来看故事情节不多,但背景都是重大的历史节点。发生在这些节点上的家庭小故事,就特别能让人真实感受到时代的变迁,就特别能拨动人心。另外,要理解受众的心理和关切的焦点,引发共鸣。饶毅这篇文章就是引发了广泛共鸣的。当然,文字功底也非常重要,在表述方法与叙事手段上都需要下功夫。
总之,我对采集工作最强的感受有三点,第一需要还原鲜活的人;第二要当研究来做;第三还要增强叙事能力。
现在的联合采集项目,为我们开展这些工作搭建了一个舞台,接下来要下功夫落实具体工作。我也提几点还不太成熟的想法。
第一,要发挥科技医史系的枢纽作用
今天科技医史系的同事们基本都来了。我们之所以新建这个系有这样的考虑,对于北大来讲,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在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建设上真是短板的话,我们的双一流建设是有问题的。北大科学精神的弘扬、以及学科方向的确定、学生通识教育与培养质量,都要有科技史学科支撑。科技医史系要对联合采集工作负起主要责任,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同时也是很好的发展机遇。所以系里的同事们要努力,把联合采集作为一项主要的工作,下决心把它做好。
第二,要落实专人专职开展采集与北大理科史工作
搞好采集工作,关键是落实谁来做。联合采集这件事情我们筹划了很长时间,也有犹豫。北大理科史能不能做?能否做得起来?我们开展联合采集项目,究竟是应付科协呢,还是真当成事情来做?经过种种考虑之后,我认为值得做,也是能做好的。我们要有创新,要有好的思路。首先一定要有专门的人做这件事情,大家都兼职做是不行的,对此是已有经验和教训的。但是专门的人从哪儿来?刚才听孙琰老师发言,我觉得她就是合适的专门人才。她有理科博士专业背景,又有人文情怀,对北大有感情,北大前辈科学家在她眼里,就像她刚才说的,就是邻居的爷爷,这就很不一样了。孙琰老师,您如果在物理系搞业务研究,什么时候能够赶上高原宁院长呢?但是您如果搞了物理学史,只要努力,就能成为物理史专家。在座的阎云老师是搞化学研究的,如果您把现在的业务放下,改搞化学史,从北大化学学科史搞起,您能成为化学史专家。我们国家学科史研究这方面太落后了,在美国几乎每个学科都有比较强的学科史研究。最近我读了好几本美国医生写的医学史,都做到了外史和内史结合。内行可以从中了解到某一学科完整的发展历史,而对普通读者又是非常好的科普读物,非常好看。我们国家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如果你们去做了,还有刚才发言的李婧,你们将来都可以成为学科史专家。你们有专业背景,高院长肯定会支持孙琰,化学院也会支持阎云。我觉得北大将来出一批学科史家,这个就补了我们国家学科史的短板。
我们还可以招聘博士后来从事这个工作。比如我们刚刚招聘的曹琪博士就是非常优秀的,她本科是化学专业,硕士、博士又都是在搞学科史,有历史学的底子,如果从事采集工作我觉得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刚才说到校内人员来做学科史,精力很好又很熟悉学科情况,当然最好。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校外聘合适的人才,不仅是退休的人,也可以是年轻的人,现在体制外的人多的很,有很多能人。我知道科技部一位同志退休了,他曾经主动来联系我们,说你们成立了科技医史系,我不要报酬,能不能来奉献?所以我们要跟科学院、工程院做好联系,把他们的资源也动员起来。
第三,培养和锻炼一批有志于科学史研究的专业人才
我们国家的科学不够发达,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近现代科学的土壤比较贫瘠。为什么科学史重要?就是要培育这样的土壤。需要有一批人来推动,把中国科学家的精神研究总结起来,这对于科学发展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所以真要有一些人有志于做这件事情。
我们考虑招研究生的时候,能不能在数理化天地生等理科院系招科学史的博士呢?以前经济与社会不发达的时候很多人不得不考虑毕业后的就业与饭碗问题,现在经济与社会条件好起来了,应该会有很棒的对科学史感兴趣的年轻人愿意来学习科学史专业。我们招这样的研究生,请高原宁院长那样的院士专家当导师,再请历史系的教授当双导师,相信能招到好的研究生,并培养成才。延揽人才,媒体的联系也非常重要,要找到对科学史有兴趣有热情的人,需要媒体宣传。我们也在筹划将来拍电影和纪录片,做好宣传。
第四,要尽快完善双聘教师制度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双聘教师问题。北大关于双聘教师的制度还不够完善,我觉得可以从采集工作和科学史、理科史开始做起,尝试一种新的机制,在联合采集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由理科院系跟科学史系双聘。当然,最大的困难是双聘后工作量怎么计算?怎么激励?奖金报酬怎么算?评估时成果放在哪一边?这个问题受到外部与内部很多因素的制约,需要仔细分解和找到应对的办法。跨院系双聘的时候,给增加工作量的老师多一份报酬,这也是应该的。这中间到底怎么来平衡?可以在实践过程中摸索。联合采集项目和北大理科史研究也要落实一些可支配的增量资金。我认为如果院系认识到采集工作和理科史研究的重要性,把“要我做”变成“我要做”,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总的来说,经过今天的启动仪式,特别是交流会以后,我们对联合采集也对北大理科史的工作充满信心。我觉得北大就是北大,北大的人不会那么急功近利,只追逐近期的利益和所谓的业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眼光,有这样的情怀,去做这样一个不马上见效,却有长远意义的奠基性工作,这恰恰体现北大人的精神。如果把这样的工作贯穿到北大所有的活动中去,就会让现在的学生对什么是北大精神、什么是北大人多一份认知。同时这也符合中央提出的关于科技界改变学风、作风的要求。
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把联合采集工作搞好,把北大的科学史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