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

2020年1月9日，“科学·文明”系列学术讲座第四讲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发表了题为“国际著名科学期刊封神背后的商业化操作”的精彩报告，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副主任张大庆教授主持。

张大庆首先介绍，江晓原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199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江老师著作等身，关于科学史和科学文化的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受到高度评价。SCI期刊研究是个很具挑战性的题目，江晓原和他的团队在实证基础上对Nature等杂志从大众科普杂志向“两栖”杂志转变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进而延伸到已成为影响因子提升捷径的综述类文章，以及当下“开放存取运动”对学术生态的影响，揭示了这些国际著名期刊封神背后的商业化操作。

江晓原教授先总结，讲座将分为三部分：影响因子游戏如何开启、顶刊如何操弄影响因子、开放存取运动背后的故事。前两部分影响因子的内容，是学术期刊的历史和现在；第三部分开放存取运动，是期刊的现在和未来。

影响因子游戏的开启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是评价期刊质量的重要指标，不仅国内学者非常重视，国际上亦是如此。举个例子，几年前的韩春雨事件，他的研究被发表在了Nature子刊上，当年的影响因子是45，甚至高过Nature。此文一出，韩春雨的工作被国内某些媒体和相关学者赞为“诺奖级别”的研究；而对韩春雨及其所在学校评价不高的国外学者，得知研究发表在了影响因子45的期刊上，就转变了态度。结果，因为他的实验结果无法重复，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质疑，最终他选择撤稿。

这个例子说明，当你不了解某个期刊时，就会根据影响因子判断期刊的质量。但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搞清楚，影响因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影响因子、SCI（科学引用索引）、JCR（期刊引证报告），这是我们评价期刊时常常提到的几个概念。这些信息的发布者是“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许多人误以为这是一家国际权威机构，但实际上是一家商业公司的名字。ISI的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晚年对媒体说，定这个名字的原因就是人们会误以为这是一个政府机构，实际上也确实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并且对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效果更甚。

简单回顾一下ISI成立后的一些重要事件。1960年，公司改名为“科学情报研究所”；1964年，开始出版SCI报告；1973年，推出SSCI报告，将业务扩展到人文领域；1975年，推出JCR报告，开启影响因子游戏；1978年，推出A&HCI报告，这是一个关于艺术等领域的报告。

上面这些跟学术直接相关的内容是大家都知道的，而背后的商业变动可能鲜为人知。从推出影响因子到现在，ISI已经几易其主。1988年，加菲尔德向JPT公司出售了50%以上的公司股份；1992年，汤森路透收购了JPT，就是为了获得JPT控股的ISI；2016年，汤森路透又把这部分业务转卖给科睿唯安。现在大家多把影响因子与汤森路透联系起来，只是因为汤森路透持有影响因子业务的时间最长。经过这几次“业务倒卖”，大家应该完全了解，影响因子、JCR、SCI等完全是商业公司的产品。

问题是，私营公司的产品，就一定不公正吗？没错，仅仅指出影响因子是由私人商业机构发布的，并不能动摇它的公正性，所以第二部分就来来看一下，影响因子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被操弄的。

操弄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开启后，从中获益最大的刊物之一就是大名鼎鼎的Nature。加菲尔德发起影响因子游戏时，常常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鼓吹影响因子的文章。当时学术界对影响因子存在很多争议，但这两本刊物那时并不刊登有异议的文章。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间经历过一次修改，这次修改让Nature和Science的期刊排名大幅上涨。用江老师的话来说，加菲尔德和这些期刊之间存在“心照不宣的共谋”。影响因子公式为期刊打开方便之门，期刊足够“聪明”的话，就知道如何利用公式操弄影响因子了。

在揭秘之前，首先来看一下影响因子的计算方法。国人虽然很重视影响因子，但对于它的计算方法，可能很少有人能说清楚。

影响因子算法的标准定义是：期刊Ｘ在前面两年发表的源刊文本（source items）在当年度的总被引用数，除以期刊Ｘ在前面两年发表的文章（article）总数量，即为期刊Ｘ当年度影响因子的得数。其中“源刊文本”，指的是SCI（后来包括SSCI和A&HCI）任一收录期刊上发表的所有文本。算式表达为：

详细解释一下这个公式。它的分子和分母所涵盖的文章是不一样的：分母只有Article，也就是研究文章的数量，被称为“引用项”；而分子是期刊所有文章的被引用数，包含“引用项”和“非引用项”。也就是说，如果要提高影响因子，最明显的方法就是减少Article的数量。

中国人可能对这种方式不太熟悉，因为我们的学术刊物几乎所有文章都是引用项。比如北大学报，肯定绝大部分文章是Article，其中或许会有几篇会议摘要之类的。我们的习惯是，如果期刊中有新闻、评论等非学术性文章，整本期刊的学术性就会受到影响。

但西方的期刊不是这样的。上图是Nature杂志随意一期的栏目截图。可以看到，里面有五花八门的十几种栏目，其中属于“引用项”，也就是影响因子计算公式的分母的，只有RESEARCH下面的Articles，每期也就三四篇。分母尽可能减小，影响因子就会提高——这是学术期刊操弄影响因子非常常见的手段。在影响因子排名上常年居于前几名的许多期刊都是这样做的，包括Nature、Science、NEJM、Lancet等，它们的学术文章仅占每期文章总数的10%左右。这种既有学术文章，又有非学术文章的期刊，被称为“两栖刊物”。中国几乎没有两栖刊物，因为我们的学术期刊上基本全都是Article。

对于两栖刊物，可能有人会想，造成引用的主要还是作为Article的学术文章，新闻、观点之类的“非引用项”能对整本期刊的引用造成多少影响？事实可能出乎你的意料。拿最著名的医学期刊之一Lancet来说，非引用项对期刊引用量的贡献超过50%——而这只是能看到具体数据的“显性贡献”。这些非学术文章，对于期刊的引用还有“隐形贡献”。简单来说，发表这些观点性的非学术文章，阅读量肯定比纯学术期刊要大，因为读者群增大了；这样“引流”而来，也会增加学术文章的阅读量和引用量。所以，只要你在期刊上设置各式各样的栏目，把你的期刊打造成一本时尚刊物，那么引用量就可能会增加——Nature还有科幻小说专栏。

“两栖刊物”，发表大量五花八门的文章和几篇Article，影响因子排名前20的神刊中，有10本是这样做的。剩下的10本是另一种套路：综述为王。

在国内，综述文章（Review）看得比Article，因为大家觉得综述的原创性较低。但是对于影响因子来说，综述是个“好东西”。西方学者已经做过研究，一篇综述的引用量通常是一篇Article的好几倍。因此，在这场影响因子游戏里，有一些刊物就选择了走综述文章这条路。

比较典型的几个案例。首先就是常年居影响因子首位的顶级神刊《临床医师癌症杂志》（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只有它的影响因子超过200。它是凭借什么将影响因子搞到这么高呢？因为它每年都要发两篇Review，其中一篇是每年发表的癌症统计报告，另一篇是隔年发表的全球癌症统计报告，文章的作者、结构都一样，只是每年把数据更新一下。就是这两篇Review让它常居神刊顶端。第二个例子，《晶体学报A》（Acta Crystallographic，Section A），这本期刊没什么名气，影响因子排名在几千名。但是2008年，这本期刊发表了一篇名为“SHELX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SHELX）的综述，这篇文章获得的超高引用，使期刊从2008年的几千名，飙升到全球第二。但是影响因子的计算只看近两年的文章，因此2011年，它又跌回了2000名以后。

由此可见，综述文章对影响因子的影响很大，利用这一点的游戏玩家占据了顶刊前20的半壁江山。两栖捷径，综述为王，这就是影响因子前20名期刊的两种套路。

除此之外，影响因子游戏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影响因子的计算方式可以讨价还价。以Lancet为例。它之前把Letter分成了两类，一类是要经过同行评议的，汤森路透就把经过同行评议的这部分Letter也算作了引用项。这下分母增大了，Lancet的排名立刻跌了几十名。Lancet赶紧跟汤森路透交涉，最终把所有Letter都从引用项中排除，Lancet 的排名就又回来了。可以花钱买进SCI收录名单。加菲尔德曾分享过，某本期刊为了让自己近SCI名录，而花了10万美元订阅ISI产品的故事。此外，还有论文撤销背后有猫腻；发展中国家在影响因子游戏中遭到“镇压”等。

了解了影响因子是什么，以及影响因子游戏中的常见套路，我们或许应该反思一下对高影响因子期刊的盲目迷信。

除了影响因子，对于学术期刊，另一个需要警惕的是当下如火如荼的开放存取运动。

开放存取运动

开放存取，有的地方叫开放获取，指的是期刊文章免费开放阅读，一般开放存取的期刊审稿迅速，在线发表。这听起来是很好的一件事，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文章免费发表，期刊就不会从中盈利吗？并不是，只不过是改变了收钱的节点和对象。过去的学术期刊主要是订阅模式，学校图书馆或者科研机构交钱订阅，才能看到期刊的文章。在开放存取运动下，所有文章的全文免费发表，阅读者不用交钱，但如果要发表开放存取文章，作者需要交发表费。所以从文章出版阅读的整个流程来看，总体成本并没有减少，甚至向作者收费的模式成本更高。典型例子就是疯狂掠取科研经费的掠夺性期刊。

江晓原教授总结了7家SCI收录的开放存取期刊中，中国作者发文的情况。江老师表示，表中总结的数字是非常保守的估计，根据这个统计可以推算，中国作者向国外开放存取期刊贡献的总费用下限是7.6亿，实际数字可能超过10亿。

掠夺性期刊有几条主要特征：不经同意将知名学者列入编委会，甚至伪造编委会名单；对于文章发表费，不明码标价，先接收文章再寄账单收费；期刊名字中常常冠以International、Global、World等词语；伪造ISSN编号；伪造影响因子；网站上标识的办公地址与汇款地址不符。

江晓原教授表示，中国现在的学术期刊正面临评价困境。当初引入影响因子，是因为它的积极作用，影响因子作为评价管理的工具，十分简单而直观。但如果一味要求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发文章，而自己的刊物又不懂如何在影响因子游戏中跻身前列，无异于把自己的优秀成果都流出到国外的期刊上。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保证学术声誉的前提下提高自己刊物的国际影响，同时也要正确看待影响因子。

报告完毕，张大庆教授也分享了《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变迁的历史，以及对学术期刊的看法。西方很多学术期刊会紧跟时事热点，在学术杂志上发表对社会事件、全球问题的观点，并且在评价研究时也会关注研究的社会责任和科学家责任，这点与国内的期刊是存在不同的。江晓原教授表示赞同，并希望国内的学术期刊未来可以解放观念，发展多元的学术刊物。

最后，现场观众从学术评价体系、开放存取问题等方面向江晓原教授提问，在热烈的讨论中结束了这场精彩的讲座。

注：“科学·文明”系列学术讲座北京大学科学史系和文研院共同策划、举办，旨在搭建一个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对话平台，直面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激活“科学文明”的经典对话。希望通过这一系列讲座，能在文明的视域中认识科学的意义，在科学的基础上构建文明的养育，为中国科学与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新的思想生机和活力。

（摘自第一期讲座中邓小南老师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