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王扬宗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2019年11月25日晚，“科学·文明”系列学术讲座第三讲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王扬宗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院士制度及相关问题探讨”的精彩报告，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副主任张藜教授主持。

图2（张藜教授主持）

张藜教授介绍，科学与文明系列学术讲座由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和文研院联合主办，旨在搭建一个深入讨论科学文明的平台。第一讲科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院士提出了科学与文明的12个问题，第二讲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探讨了科学精神与古希腊文明的关系。第三讲请到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王扬宗教授长年致力于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的研究，特别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研究。他将与大家分享来源于西方学术体制的院士制度在中国发生发展的过程，以及相关的历史与现状。

王扬宗教授从自己与院士制度研究的渊源说起，他在2005年发表了一篇中国院士制度建立的研究文章，此后便被委托主持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与编撰工作，至今已有十余年。期间研究内容广泛，涉及问题众多。时间限制，本次讲座中王教授先梳理了中国院士制度的建立，然后简单讨论了其中的一些相关问题。

中国的院士制度与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几乎是同时起步的。1927年开始筹备中国国家科学院（时称“中央研究院”）时，即提出了院士问题。但当时筹备中研院的委员大都没有成为重要的科学家，所以中研院刚成立时并没有发展院士制度。1935年，中研院建立起评议会制度，评议会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个学术资格评审机构，落实“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的职能。第一届评议会由选举出来的30名评议员和11位当然议员共41人组成。1947年3月，中研院修订组织法和评议会条例，从全国学术界选择成绩卓著之人担任中研院院士；1948年选举出第一批80位院士，包括人文社科领域。此后中研院的组织架构完善起来，由全体院士会议选举产生评议会委员，通过评议会选举三位院长候选人，再由行政院领导从中选出一人担任院长。这是1949年之前曾在中国试行的院士制度。

图3 1948年院士大会合影

从院士到学部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科学院的影响下建立了中国科学院。但并非照搬，而是采取过渡的制度。将学科分成四个学部，数理化部、生物地学部、技术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院士也变成了“学部委员”。后来，化学部单分出来，留下了数理学部；生物地学部在1957年分开成为两个独立的学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7年正式改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去了。

四个学部成立后，1955年5月底，中国科学学院第一批233位学部委员正式被国务院批准，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有61位，其余三个学部有172位。这172位学部委员在1994年改称院士，这就是新中国的第一批院士。

学部委员的性质和职能

1955年6月1日，学部成立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围绕“学部委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称号？它的性质如何，有什么样的职权？”这几个问题，大家争论得不可开交。与会者未能就学部的职责、学部委员和学部常委的职责、以及学部和学部委员如何开展工作等重要议题达成明确的共识。这既是中国科学院体制上党政领导与专家学者的固有冲突所致，也因为在学部成立的同时，中国科学院提出将在几年之内建立院士制度，从而面临学部委员如何向院士制度过渡的问题，使学部委员的性质难以确定。

学部发挥着怎样的职能？从科学院层面，学部可以简单地被看作院层面的学术委员会的组织；从国家层面，学部要参与甚至组织领导国家重大的科学规划；学部还负责一些评价、评选的工作，比如1956年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奖金（即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文革前中科院各研究所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职称的评选评定。

图4 1955年6月1日 学部成立大会

中科院的新体制

文革期间，中科院的学部被撤销。文革之后，各项工作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逐步走向了正轨。1977年8月上旬，邓小平同志召开科学与教育座谈会，在会上确定了当年恢复高考。1978年，部分学部委员赴北京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1979年1月，学部恢复建制。由于文革期间工作停滞，中科院决定进行学部委员的增选。1980年3月28日至4月2日，中国科学院在京召开了学部委员会议，会议讨论了学部的性质和任务，学部的暂行简章，学部的设置，扩大增补学部委员的名额，以及建立院士制的问题。5月31日，中国科学院在呈送给国务院的《关于学部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学部是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委员是一种工作职称，每四年可改选一次，连选可以连任，而不像院士那样是国家的终身最高学术荣誉称号。至此，确立了科学家治院的领导体制，而学部则是全院领导体制的核心。这是中科领导体制上的一次重大进步。

同时，委员增选过后，学部委员增加至400名。

图5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中科院学部委员与主要领导的合影

院士制度的提出及向院士制度的过渡

院士制度是在胡乔木与方毅的推动下，与1980年的学部委员增选同时开展的。1980年7月，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务院递呈送了《关于建立院士制度的请示报告》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条例（草案）》。《条例》规定，院士是我国最高的学术荣誉称号，为终身职称。《请示报告》明确提出第一批院士的名额为200人（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中国科学院的请示报告及《条例》当年10月21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原则通过。但院士制度的建立很快遇到了难点：如何处理院士与学部委员的关系。

1983年，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和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派调查组进驻科学院调查，两份调研报告都对科学院的基本任务、办院方针和领导体制等问题提出了改革建议，都提出调整学部委员大会和学部的职权。1983年11月，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报送了召开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的报告，提出改变学部委员大会的性质和职能，很快就获得批准。1984年1月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中央宣布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最高荣誉称号。至此，“学部委员”从工作称号转为学术荣誉。

在学部委员与院士的关系上，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建议将学部委员全部转为院士，并称“院士总数不宜定死”。对此，极力推动建立院士制度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现任学部委员有许多学术成就不高，还有少数是行政人员，把学部委员全部转为院士“不可取”。而中国科学院对胡乔木所提出的提高学术标准、控制院士规模而建立院士制度的办法也表示了不同意见。此后，院士制度的建立问题陷入僵局，学部委员的增选也因此停顿了。

1992年胡乔木去世。1994年1月14日，中国科学院向全体学部委员发出通知：党中央、国务院已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院士制度建立。

在此之后，最近20多年来，中国院士制度应该说也是在不断地改革发展与完善。包括设立外籍院士、资深院士制度，提高新增院士地准入门槛，改革提名渠道，增加院士终选机制、“劝退”机制，解决退休问题，推动院士年轻化等改革举措。

院士制度中的问题

回顾了中国院士制度确立的漫长过程后，王教授也对院士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院士规模与院士的学术标准。两院院士规模过大，数量过多，由此带来的学术标准降低问题，导致中国院士的学术权威性不足，这是院士制度问题的重要根源。其历史原因就是，在学部职能转变的过程中，把“学部委员”和“院士”两种性质不同的称号对接起来的时候，没有对于相关的体制问题进行深入考虑，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提升院士的准入标准。

院士的荣誉性质。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来说，两院院士是中国最优秀科学家的符号，因此，一旦膺选院士，就可能赋予种种权力和义务，从而导致几乎所有资源向具有院士等头衔者倾斜集中的问题。

院士的隐性权力。在科技经费的分配、重大课题项目的立项、科技成果的鉴定、科技奖励、职称职务的升迁、科技规划的制定和评议、学科与机构的评议等重要环节，院士们经常被各种机关或组织邀请参加乃至主持有关工作，掌握十分重要的话语权，这就是院士隐性权力的来源。科教界的权力有一种向院士集中的趋势。而这是一种隐性的权力，缺乏有效的规则约束。

院士增选中的关系学。中科院学部和院士是我国科学界最高层次的专家系统，院士选举是中国科技界最严格的同行评议。长期以来，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来说，院士是中国最优秀科学家的符号，一旦膺选院士，就可能赋予种种权力和义务。因此，在院士选拔过程中，存在一些人事活动的问题，在一些院士的档案、笔记中表现得很清楚。

院士国际化问题。近几年新当选的两院院士中，外籍院士的比例大幅提高，但人数较本国院士仍有较大差距。王教授指出，在院士制度改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吸收具有国际一流海外的华人优秀科技人才，让他们成为两院院士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一部分让他们成为中国科技界重要领军人物与中坚力量。这是摆在两院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回顾历史之后，王扬宗教授分享了自己的一些感想。院士制度从建立开始就存在一些问题，之后多次改革，但在国际上真正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仍不多见。历史上的教训应该被科学史界、学术界认真总结反思。另外，要重建社会对院士的信任，一定要加快科技体制的改革与建设，要在学术界建立可操作的监督机制，使隐性权力转化成显性权力。院士作为中国优秀的科学家代表，应该有更广大的胸怀推动这些改革。这也是21世纪科技强国的道路上不可回避的问题。

张藜教授对王扬宗教授的历史梳理进行了高度评价。王教授在分析中国院士制度由来时，一直在对比、考量着欧洲及其他国家、地区的制度，这样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我们院士制度存在的问题的由来，以及未来院士制度改革将走向什么方向。

讲座结束前，王教授与现场观众就院士制度的法律渊源、学部委员与院士在各方面的区别、院士制度研究的边界等问题展开了探讨。讲座在积极的讨论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