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大医？晋代名医杨泉在《论医》中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意为医生要集仁心、仁术于一身。

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表达对医务工作者的期望：广大医务工作者要恪守医德医风医道，修医德、行仁术，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如若能被称为“大医”，不仅要医术精湛，更要时刻把患者装在心里；如若能被称为“大医”，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治病，还有患者的人生与命运。只有仁心之上承载着医术，才能够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新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誉满杏林的“大医”——

有诊治患者“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把“每一个病例都当作一个研究课题”的我国现代胃肠病学创始人张孝骞医生；

有终身没有婚育、却被称为“万婴之母”的林巧稚医生；

有一生成功救治16000多名患者，97岁仍旧站到手术台上的吴孟超医生；

有身患绝症仍坚守抗疫一线的“人民英雄”张定宇医生；

这些“大医”并非只因医术精妙而被人铭记，更因他们即使见多了病痛、生死，仍会坚持“背着每一位病人过河”，仍将每一个生命如自己生命般珍惜。

这样的医生还有很多，《大医》栏目将选择他们中的代表一一记录。

本篇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韩启德，听他讲述“如何遵循医者厚道、让医学更有温度”。

遵循医者厚道，让医学更有温度

疾病就是痛苦，治病就是解决痛苦。痛苦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所以医者要回应的是痛苦，是人。

医学的初心是什么？

在北大医学部近日举办的“勇担使命、厚道行医”主题活动暨北京大学首部观察型系列行医纪录片《医者厚道》交流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大学医学部原主任韩启德谈到了对初心的思考：“医学的不断进步解决了很多困扰人类的健康问题，但技术发展永远不可能解除所有病痛”。他认为，医学的本源应该是对病痛的回应。

当过“赤脚医生”，做过基础医学研究并直接参与了我国医药卫生体系改革，从微观到宏观，韩启德院士与中国医学事业发展有着深深的对接。他曾提出“医学是有温度的”，也曾以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的身份，提炼出北医的精神品格——厚道。

在“技术至上”的当下，重提“医学的温度”和“医者的厚道”，是一件格外厚重而温暖的事。

“厚道”有两层含义

《瞭望东方周刊》：“医者厚道”这个概念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韩启德：2012年北京大学医学部百年校庆，当时我是医学部主任，在庆典大会上做了一个主旨演讲。回顾北医百年历史，一条主线贯穿始终，那就是北医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在探索和发展医学教育、推动中国医学进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等方面。同时，我也对北医的精神品格做了一个提炼，提出可以用“厚道”二字概括。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厚道之“道”有两层含义：一方面，“道”代表了宇宙世界的规律，包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从对自然的认识落实到做人的道理、道德。医者的“厚道”包含了两层含义，既代表医技之道，也代表做人之道，主要体现在：实事求是，认真执着；包容豁达、尊才尚能；厚学厚德、追求卓越。

“厚道”二字从提出至今已11年，一开始也有人提议可以作为北医校训。我建议不要着急，要让大家慢慢自觉接受，逐渐形成共识。我很欣慰地发现，这11年来，“厚道”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北医人接受，“厚道”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被大家提及并融入行动。后有校友捐给母校一块泰山石，我请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亲笔题写“厚道”二字，放置在北医西门，现在已被大家称之为“厚道石”，成为北医的打卡地。“厚道”深入人心，这比名义上立一个校训更有意义。

《瞭望东方周刊》：纪录片在塑造医者形象，传递厚道理念方面有什么意义？能够分享一些厚道理念在医学实践当中的案例吗？

韩启德：跟访谈类纪录片不一样，医学观察类纪录片既要真实，又要有可看性。严格来说，医学纪录片并非“塑造”，因为医生做的事不需要演，把诊治病人的过程实实在在拍下来就很真实，这些内容牵扯到生命，牵扯到人在矛盾最集中的时候所面临的痛苦、眼泪和感动。

这一部《医者厚道》，加上之前的《心外纪事》，我们总共记录了6名医生，他们都是厚道行医的典型代表。

北大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杨慧霞的主要工作是抢救危重孕产妇，她做的很多手术风险极大，在她身上体现了勇于“应战”的担当；北大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黄晓军通过多年研究，应用半相合骨髓移植技术，挽救了许多白血病患者的生命，他的身上体现了“突破”；北大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任医师俞光岩，毕生潜心钻研，不断改进技术，用颌下腺移植解决了干眼症患者的痛苦，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打磨”；北大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主任医师朱军为了攻克难治的淋巴瘤，开展了很多新药的临床试验，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坚持”；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医师刘靖用慈母般的爱心与耐心，陪伴患儿，与家长共情，帮助许多家庭走出阴霾，她让我们看到了“仁心”。

还有我的挚友——北医三院骨科大夫马庆军，2008年他晕倒在手术台旁，抢救后发现是肝癌晚期，瘤体破裂导致腹腔大出血。可是病情稍一恢复，他马上又回来工作，他说要把剩下的时间留给病人。他去世后，我写了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一边写一边流泪。

这些至今想起来都让人落泪的事例不胜枚举。一个人、一株草、一棵树，从大自然的角度，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唯一差别就是人会思考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这是人最根本的东西。

医学教育是为了人民群众

《瞭望东方周刊》：医学教育在创新型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把握的最重要因素是哪些？

韩启德：我们的医学教育成就很大，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培养出一代一代的医生。在这个过程中，主要还是吸收了西方先进经验，包括课程体系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对健康事业要求的提高，我们的医学教育应该进行更加大胆的改革。

我认为，医学教育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能为广大人民群众看病的、有质量的、合格的医生。国内现在有200多所医学院校，我觉得应该分层次。

一方面，大部分地方性院校，要培养能看病的医生。所培养的医学生应该很好地掌握现有的医学成果知识，热爱这份职业，愿意为人民就医提供热情的、符合职业道德的服务。

另一方面，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应该为整个人类的医学作出贡献，医学院也要培养一批能够为医学创新作出贡献的人才。

我们医学教育的学制学位在全国应该统一，同时留有一点灵活余地。我主张全面推广并坚决执行“5+3”的模式，即本科5年，住院医规范化培训3年。我主张经过3年规范化培训，达到标准都给医学硕士学位。

对少数像北大、协和等一些院校，要承担培养创新型医学人才的任务。这些院校现在是8年制，但是当前各学校的理念、目标、培养过程都不统一。目前要求8年制医学生既要发表科学论文，又要完成住院医规范培训，是很难做到的事。

医学院就是要培养医生，那么做科学研究的能力怎么培养？8年只有半年时间来做论文是没有用的，至少拿两年时间专门做研究，要到最好的实验室去做研究，只有在真刀实枪的课题研究中才可能学会研究。但同时还要保证临床课程的学习，怎么办？我主张压缩基础医学课程，甚至把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课程完全融合起来。这方面北医的改革做了十几年，已经基本完成，效果值得肯定。在之后的住院医培训阶段，则一定要做到严格的目标管理，保证充分的临床实践训练。

《瞭望东方周刊》：符合新时代需要的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应该具备哪些素质或者特征？

韩启德：第一，最重要的是要有献身医学科学事业的精神。

第二，加强生命科学基础。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得到突破性进展，成为医学创新的重要基础，我们培养的人才一定要扎实掌握这些学科的基本知识和技术。

第三，医学生的课程学习一定要跟临床实践紧密结合。只有在做医生的过程中才能学会做医生。至于住院医规范化培训到底放不放在学制内培养体系里面，现在还有争议。但不管怎样，都要努力让学生能有尽量多的临床实践机会。

对年轻医生来说，改善他们的待遇很重要，但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在临床上放手让他们去干，让他们成长得快一些。

要放手让他们在临床上独立负责。住院医再苦再累都是正常的，但他们不应该忙于送病历等繁琐的事务性工作。其实年轻人不怕累，但要累得有价值，要能在累中长本事。我建议医院用一些非医学人员去做那些事务性工作。而业务领域，要给年轻医生更多实践机会。现在在一些医院里，即便到了主治医师级别，还拿不到太多的手术机会，高年资的医生应该把更多机会让给年轻医生。

此外，医院要给年轻医生更多的学习机会，到外面学习、参加学术会议，让他们主动承担课题任务，给他们压担子，负责任地带着他们成长。

医学是对人的回应

《瞭望东方周刊》：你一直在推动叙事医学，说它是医学和人文很好的结合。什么是叙事医学？在中国推动叙事医学，动力和阻力分别是什么？

韩启德：叙事医学是一个新生事物。讨论和实践叙事医学，首先要对它的定义达成共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丽塔·卡伦在《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中下的定义是：“叙事医学是由具有叙事能力的医生所实践的医学，而叙事能力是认识、吸收、解释并被疾病的故事所感动的能力。”总体来说，我对此表示认同。但我认为这个定义不够理想的地方是它的“温度”不够。我认为，叙事医学不仅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素养。

叙事医学的基础是人性，叙事就是医生与病人内心的沟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医生做不好叙事。在我和医生们交流叙事医学时，有一个医生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作为一名医生，如果跟每个病人共情的话，我还能活吗？”确实，医生不可能跟所有病人共情，但我认为起码要以平等的态度，怀着善良的心去和病人深入交流，即便不能完全共情，起码要尊重与理解病人的感受与感情。

叙事医学在我国发展具有先天优势。第一，我们有“医乃仁术”的传统；第二，中医在传统上就是讲究叙事的；第三，跟欧美相比，我们开展叙事医学的文化环境更好，我们没有那么忌讳谈论私事。但同时，在中国开展叙事医学也有不利之处，那就是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过分集中在城市大医院，病人都赶到大医院看病，医生太忙，没有时间和精力与病人充分沟通。本来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和签约家庭医生更有条件开展叙事医学，但他们缺乏病人的信任和激励机制，基本素质也参差不齐。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医生都有一个困惑：临床上就5分钟，最多10分钟跟患者交流的时间，要把病人当成一个完整的人，而非只针对具体病症，在这种工作压力之下很难实现。如何解决这种困惑？

韩启德：首先需要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基层去，改变现在医疗服务倒金字塔式的结构和多数病人集中在大医院看病的局面。

即便在当下，医生面临一个下午门诊看二三十位病人，每位病人只有10分钟问诊时间，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得比现在好一些——比如，改善服务态度，面对面跟病人说话，而不是面对着电脑，多些同理心，这些都可以立刻做到。

那么多医生挂着听诊器，有多少医生会真正用到呢？现在门诊时往往没说几句话，就开单子让病人去这样那样的仪器检查。如果我们用听诊器给病人听一听，让病人躺下来摸一摸，给病人的感觉是有很大差别的。

《瞭望东方周刊》：确实，社会大众有这样的感受，许多医生只看机器显示的结果，“技术至上”让医学离“人”渐远。厚道理念与追求更好的技术是怎样的关系？对医学界来说，既要信赖技术又不过分依赖技术，需要做出什么改变？

韩启德：“厚道”不排斥技术，“道”包括事物的规律。作为医生，要解决病人痛苦，必须去探索疾病的规律，更好掌握技术，并且努力去开展技术创新。实际上很多医学上的创新，都起源于临床医生，医生在临床实践中最能发现与提出迫切需要解决的医学科学与技术问题。现在很多医生提不出问题，只满足于现在的、已有的技术，根源还是在责任心和医者仁心的问题。

医学不仅仅是科学，它是有科学的艺术和有艺术的科学。疾病是什么？疾病就是痛苦，治病就是解决痛苦。痛苦都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所以医者要回应的是痛苦，是人。医学是人学，医道有温度。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简宏妮 编辑顾佳贇（本文刊载于《瞭望东方周刊》（总第891期），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