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开设的《当代科技史》系列课程第十讲于2020年12月10日开讲，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副主任、中国科协-北京大学（联合）科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张藜教授为同学们带来了精彩的一课---《新中国与新科学：共和国科技发展的路径选择与特征》。
导言
现代科学自明清之际开始传入，于民国时期完成了在中国本土化、建制化的过程。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社会结构、经济水平、政治形态、行为规范的不断变革和建设，同时也在探索建立一个与政治、经济秩序相配套的科研体制，进而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服务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
本次课程的内容，可以视为前边汤超、昌增益、刘忠范、乔杰老师课程中所讲述的前沿科技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制度背景。通过分析七十年来共和国科技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若干重大史实，理解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技术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与机制，探讨前沿科技高速发展所需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进一步思考科学技术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优先”问题。
这是上世纪初传教士在北京汇文中学拍下的一张照片。身着长衫的教师用辫梢作圆规，讲解欧几里得定理。这幅具有冲击力的照片为我们提供了新旧时代更迭之际丰富的社会文化背景信息。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已然开始，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正在发生剧变，开始全方位地接受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
这幅漫画摘自1911年的《留美学生月刊》。一名留学生拿着学位证书、身披学位服。她的身后是美国，光芒四射；前面的龙旗象征着大清帝国。漫画名为“她的理想”，100多年来中国学子的这一理想从未改变：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改造中国，让祖国繁荣富强。
以上两幅图像直观地展示了现代科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1582年利玛窦来华，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始传入；经过晚清以后的学术改革和留学运动，特别是民国初期归国留学生创办科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建立学术社团等等，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在中国逐渐扎根，实现本土化和建制化。这是共和国科学发展的基础。
从下面这组数据中，可以较为直观了解70年来中国科技发展速度和规模：
1950年1月，中国科学院对全国的高级科技人力资源进行了一次大调查。全国共有865位高级知识分子，涵盖14个学科，其中有174人尚滞留美国。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有190多个研究机构，基本涵盖近代科学各个基础学科。但各学科发展不平衡，地质学、生物学和人类考古学发展较早且成绩较大；受制于薄弱的工业基础，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数理化则成绩甚微。
1955年，在“一五”计划期间，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已发展到380多个，研究人员已达9000人，科学研究、工程技术、文教卫生三大系统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已达10万人。
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
到今天，仅中国科学院就有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14个研究所。目前，中国科学院共有812位院士（不包括已经去世的622位），中国工程院共有902位院士。在中国科协发布的报告中，截止2018年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已经达到10154.5万人。科技人力资源指的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门类的大学毕业生，从这个分母里可以大致估计职业科学技术研究人员的规模。
70年来，中国科技事业经历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计划科研体制、以经济主导的初期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等主要阶段。70年的历史不算长，每一次的路径选择，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科技的发展方向、速度与规模。
一、共和国科技事业的奠基
1、新中国科技事业的三个来源
一是民国的科学遗产
首先是对旧有机构的接管与重组。经过三代科学家的努力，民国形成了国立、私营、外资等多元化的研究机构，在大学里设立了理、工、农、医完整的教育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对这些旧有机构进行接管、改造、重组，例如中国科学院接管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及其他一些民营科研结构。
其次是在教育上进行全面、彻底的院系调整。1952年，新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原是两所综合性大学，在院系调整中清华变成了工科大学，文法理等基础学科转移到北大及其他学校；燕京大学等所有的教会大学被撤销。经过院系调整，改变了民国时期的通识教育模式，学习苏联采用了专门化教育模式。
第三是对民国科学技术人员进行团结与改造，将其接纳进新的科研体制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让知识分子接受新的政治社会体系。
1950年8月底乘威尔逊总统号归国
这艘邮轮上的128人都是在1949年以前出国留学的。他们后来全都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等最优秀的中国科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带着对新生的共和国的期待归来，希望自己能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作出贡献。
二是延安的治理模式
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陕北边区领导和组织了科技工作实践。这些实践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研究。主要是扫盲和生产自救，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满足边区生产、生活和军事需要。虽然在科学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通过普及科学技术知识、鼓励技术改造与发明，共产党培养锻炼了一批科技管理的干部，他们中有许多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来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在边区参加科学普及教育和技术革新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组织管理经验。这批从延安走出来的干部，后来成为共和国几乎所有科技岗位的领导者和科技政策的制定者。
“理论联系实际”的科技观来自于延安实践，即从实际需要出发开展相应的技术革新，以解决实际生产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这一理念在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指导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三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很快确立了全面向苏联学习、“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与50年代世界的两极格局和国内工业经济基础密切相关。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欧美国家就宣布对中国进行禁运封锁。中国只能依靠苏联，中苏两国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在“一五”期间，苏联援建中国156项工程，帮助中国初步建立了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在苏联援助下，1952年前中国的汽车生产为零，到1957年可以生产七千多辆汽车。苏联派出的一万多名专家遍布国防、经济等共和国各个领域。
苏联援助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也有力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苏联给中国提供的技术资料，包括工厂企业建设之用，也包括原子弹、导弹资料。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之下，中国当时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出了1万多名留学生。这次留学潮不同于晚清和民国，留学的专业全部围绕当时中国工业、经济、科技发展急需的门类。这1万多名留学生，大多数属于进修，一些人取得副博士学位，大约只有六人拿到了博士学位，数学家谷超豪先生是其中之一，他在2009年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1956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编制完成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为后来共和国历次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提供了范本。
1959年谷超豪通过莫斯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2、新政权下的新科技体制
打下初步的工业经济基础后，新生的共和国开始尝试建立起一套与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相适应的科技体制。
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有两个目标：一是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以适应经济和国防需要；二是普及基本科学知识。这两项是当时科研机构和人员的主要工作内容。当时的中科院不仅是一个科研机构，还是科技的行政管理部门，承担着指导组织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职能。
从图中可以看到，政务院（1955年改为国务院）直接领导文化教育委员会，文化教务委员会直接领导科学院。郭沫若既是科学院院长，也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在这个时期，科学研究和行政组织合为一体，共和国的科研体制还没有完全成型。
在1955年国家行政体制改革中，科学院的组织管理职能被取消，成为单纯的科学研究机构。一直到“文革”前，科学院集中了全国最精英的科技力量，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科技事业的“火车头”。
一整套科技事业的领导组织体制是在摸索、调整中逐步建立起来。1956年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后来专门成立了国家科委，承担组织管理的行政职能。1958年成立中央科学小组。1962年中央专委成立，领导 “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这是一个由周恩来总理和各部长构成的小规模最高级别组织，在统一领导、统一调配资源的模式下迅速集中人力、财力和物资，有力推动了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
科研机构和科技力量快速增长，形成了科技事业的“五方面军”，即中国科学院、高校、产业部门、国防单位、地方机构。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大学只有教学功能。“大跃进”以后，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开展科研工作，高校里的研究工作才逐步开展起来。各产业部门也陆续成立各种针对本部门发展需求的科研机构。而国防科研一直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最核心的部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中国工业的发展。
3、“向科学进军”
1956年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且实施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原子弹研制被视为强国标志，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组织制订科技发展规划，颁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并且开始酝酿建立研究生学位制度、科学奖励制度。1956年中国科学院第一次颁发科学奖，相当于今天的国家科技最高奖。
这一年编制并且颁布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远景规划”），是集中了全国600多位科学家研究编写，按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采取“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的原则，从13个领域提出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并从其中抓出更带有关键意义的12个科学研究重点，都是围绕国防需要、工农业建设等国家需求设置的。
《1956 — 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综合组会议
特别要强调的是，与此同时还专门制定了一个保密的《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被称为“四大紧急措施”。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等是“两弹一星”研制急需的基础学科和技术门类，当时在全世界来说也是最新兴的前沿领域，中国完全没有研究基础。
十二年远景规划是第一次由国家主导制订的科技发展规划，实现了科技发展的“国家化”。这个规划不是按照数学、化学、物理等学科范围来制订，而是采取以“任务”为主、“学科”为辅的科研项目规划方式，形成共和国科技规划的重要特点。从那以后，中国力图通过“计划科学”，使科学为国家建设服务，使科技事业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直到今天，新中国历史上共有八次大规模的科技规划。
到1964年，十二年远景规划大部分任务完成，从基础研究到大规模的资源考察，推进了共和国科技事业的显著发展。这时中央决定开始制订新的十年规划，希望能继续快速提升中国的科技水平。但是新规划的编制刚刚开始，就被“文革”所打断。
1956年“向科学进军”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这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二个黄金十年（第一个是1928年到1937年）。经过十年的摸索尝试，中国共产党逐渐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套体系一直持续到90年代，今天仍然延用着其中一部分。
这一时期科技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军工导向，完善与填补空白的科技领域，如计算机、自动化等。这一科技体制和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配套，是一种一元化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共和国的科技发展远非一帆风顺，在“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下不断摇摆、不断纠偏、再摇摆再纠偏，摸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技术发展路径。
这一时期的国际科学技术交流带有冷战背景下两极格局的时代印记。科学技术的交流并不是单纯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在国际上展示新中国形象。这些“国际交流”“国际会议”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阵营的结盟，能不能学到最先进的科技并不重要。
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的廉洁清明和整治社会的高效，与国民党政权恰成鲜明对照，广大知识分子因此服膺共产党的领导，觉得报国有门、有望。尤其是1956年出台了有利于科技发展的各种重大举措，迎来了以 “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共和国科学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是科学家们的爱国热情和学识，与中国共产党的强国目标和政策措施高度耦合的结果。
另一方面，科学事业在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政治动荡中摇摆行进。知识分子政策日益趋左，忌言“学术自由”，批判个人奋斗、知识私有，批判科研工作“三脱离”（即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兵、脱离生产实际）。科学家们科研时间得不到保证，很多人因家庭出身、海外关系等原因在不断的政治审查、思想批判中度过，长期缺乏安全感。人们不仅没有言论自由，而且因为有各种名目的“表态”、“交代”、“讲清楚”，以至连“不言论”的自由也没有。
由于政治与国际外交、经济发展的需求，某些科技领域得到大发展，使得中国科技发展处于不均衡状态。
因此，共和国早期科技发展的基本路径可以总结为：新生的共和国只能选择站在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的科学技术体制开始了从英美模式向苏联模式的转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然而中国的科学事业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动荡中摇摆行进。在国际冷战背景下，科技发展承担了意识形态宣传与国际外交的功能。
二、“文革”中的科学批判运动
“文革”十年是中国社会的一场浩劫，是中国科技事业的一场浩劫。许多重要的科学理论，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烙印而遭到批判。大部分科研工作被迫停滞。科学院、国家科委、中国科协不得不合并一处，留下几个看摊的人，其他人都去参加政治运动或被下放。
浩劫之中，一些重要的科研工作被当做政治任务或关键的国防工作受到保护，比如现在大家熟知的结晶牛胰岛素的合成、抗疟药物青蒿素的研制。华罗庚则把数学思想和方法运用到生产工业的一线，帮助工人优化生产环节。“文革”后期，以李政道、杨振宁为代表的一批早年留学欧美的科学家先后回国探亲访问，为中美建交起到积极作用。
三、改革开放以后科技体制的重建与改革
1、拨乱反正，科技体制复归
“文革”打碎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原有的秩序和制度。十年浩劫结束后，中国科技事业最初面临的不是要建立新的科学技术体系，而是通过拨乱反正进行体制复归。1977年8月，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座谈会，在会上提出两条重要意见：一是重建国家科委，二是恢复高考。这一年，57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其中27万人被录取走进大学。
1977年，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座谈会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在科学史上被称为“科学的春天”。在这次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这是1978年劫后余生的学部委员的合影，中国的科技人才出现严重的断层，老一辈科学家已经老去，新的人才却没有得到培养。改革开放推动了新一轮的留学潮，今天在科学技术各个岗位上的领军人物，很多都是在80年代初出国留学。
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探索与试点。1980年，陈春先率先走出科研院所办公司，开拓科技开发型民办企业发展道路，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当时著名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聚集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科技创业公司。
新型的科研体制开始逐步建立。1981年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民主选举产生了中国科学院院长。1982年中国科学院设立科学基金，打破了原来的计划体制模式。1983年科学院在全国首次授予博士学位。在李政道先生推动下，次年率先试行博士后制度，弥补之前人才的断层。
科技方针政策也在进行相应调整，针对现实问题和情况颁布新政策。1981年国务院提出“科技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1982年10月在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赵紫阳总理提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影响最为深远的是1985年全面启动的科技体制改革。以经济发展为导向，以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为突破口：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们不再享受稳定的资助，需要通过竞争获得经费。开放技术市场，鼓励科研工作者通过市场转化获得科研经费和人员成本，面向市场从事科学技术研究。院士制度与奖励制度也逐步确立。
1986-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经费和面上项目资助强度的年度变化
1987年，作为改革开放和科技体制改革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开始从温饱社会向小康社会过渡，国民生产总值第一次破万亿，乡镇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同时中国技术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火炬计划”实施，20万人投入高技术研究和开发。很多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开始自己办公司，科学院一下子办起来几千个公司，北大等高校、部委都有自己的公司。有些公司有技术转换，还有很多公司并不具备相应能力。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又是一个中国科技发展的低谷期。
反思改革开放以后科技的体制发展，一方面实现了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逐步引进市场经济机制，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以经济为中心导致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裂变和调整。急剧的社会转型突显了科学文化土壤与科技发展速度、规范性的不匹配。
2、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决定了近40年来中国科技政策的基本内容，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国家对科学技术资助的体系逐步建立，推动前沿的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领域快速发展。
1995年中央提出“科技兴国战略”，并确定今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调整科研院所结构。1998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实施知识创新工程，揭开了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序幕。同时，“创新、产业化”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方针，各部委科研院所深化改革和转制，实现企业化转制。直到今天，科技体制改革已进入全面深化的阶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1985年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目的是要打破旧体制，突破长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科技体制。而当前则是要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要促进企业成为创新主体，要尝试改变宏观管理体制和机制。这会是一次新的路径选择。
2006年国家组织制定第八次科技规划，即《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这次规划的目的，是增强中国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今年正好是这次规划的完成时间，科技部及相关部门正在组织进行对规划实施情况的评估。客观、深入的评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下一轮科技发展的路径选择，尤其是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时。
3、从两个案例来观察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路径
有两个典型案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
一是“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其背景是80年代中期欧美出现了一次新兴科技浪潮。几位科学家给中央写信，建议中国也要实施一个重点发展高技术的计划，目标是提升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以前瞻性的眼光来组织一些与中国未来的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863计划”一共实施了将近20年，国家累计投入330亿元，承担863计划研究任务的科研人员超过15万名，约有500余家研究机构、300余所大专院校、近千家企业参与了863计划的研究开发工作。通过持续自主创新，一些领域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二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即“973计划”）。到90年代后期，政府和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仅仅将目标放在前沿技术，会带来后劲不足的问题。从1998年到2002年，“973计划”选择了一批与国民经济、社会和科技自身发展关系重大的科学问题，从国家层面上进行战略部署，先后启动了132个项目，包括农业、能源、信息、资源、健康等领域。
1998年6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依然采用集中国家力量发展重要领域的组织模式。科学技术发展被赋予了更高的战略地位，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研究审议，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项目的讨论规划都由这个最高级别的决策机构完成。
100多年前，严复第一次提出“西学格致救亡”。1915年，职业科学家任鸿隽先生代表一代人提出科学救国运动。到20世纪90年代，“科教兴国”成为基本国策。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一直在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从百姓的日常生活到国防建设，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一场剧变。在宏大的变革之下实际上经历了许多曲折，隐含了许多代中国科学家的努力。
回顾共和国科技的发展路径，70年中有过许许多多的摇摆和错失，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到改革开放以后采取向经济倾斜的新政策。这一变革深刻改变了当代的科技事业，其影响还会在未来继续显现。
科技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一套相互匹配的科学文化环境与社会制度的保障。应该如何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优先”问题？哪些是战略需求，哪些是国计民生？还有许多细致的问题需要研究。共和国在探索中经历过摇摆和挫折，未来也许还要经过若干次试错，寻找和选择适合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道路。
附：
提问
提问：张藜教授好！您的讲座中提到共和国成立之初科学人才培养体系从原来的通才到专才，您怎么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张藜：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通识教育都有助于开拓视野、启迪思想。在大学里接受通识教育，同学们可以寻找自己真正的兴趣和能力所在，找到你愿意钻研的领域。
提问：张老师的科技史叙事当中感觉只有国家，没有看到人，好像科技发展没有看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作用。您觉得这是新中国科技发展的事实吗？是不是恰恰真的缺少了科学家出于好奇心的自由探索，才导致目前科技发展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
张藜：的确，这节课上没有具体提及哪一位科学家做了哪些贡献。实际上在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宏大使命是由一个个个体去完成的。受时间限制，这节课无法呈现宏大历史叙事中个体的复杂性、多样性。
我不认为国家战略需求与自由探索之间是截然对立的，但是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资源分配导向和制度，以促进科学技术各个领域均衡、平稳地发展，的确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巨大难题，需要科技工作者和科技管理者来共同探索。
纪要整理：贾雨心
配图：贾雨心张雪梅
编辑/摄影：张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