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开设的《当代科技史》系列课程第十二讲于2020年12月24日开讲，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王扬宗教授为同学们带来了精彩的一课——《中国科技事业从民国到共和国的转变》。

1949年是中国现代科技事业发展的分水岭。对这个转变的认识不足，与许多历史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有一定的关系。通过回顾现代科学技术事业在中国发展的曲折历程，王扬宗教授分析了科技事业从民国到共和国的重要变化及其影响。他认为，理解这些转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中的深层问题；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关系到科技强国建设的世纪大业。

一、民国时期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1、 回望历史：蹉跎岁月三百年

15世纪是东西方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世纪初有郑和七下西洋，世纪末有改变人类历史的地理大发现。1607年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被认为是西学东渐的开端的重要标志。此前的东西方科学各有特色，此后中国开始了学习西方科技融入世界科技发展潮流的曲折历程。

然而，从明末到清末三百年的西学东渐并不成功，中国没能建立起近代科学事业。到1907年，中国还没有一个近代科研机构，没有产生对世界科学有贡献的科学家。1904年到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开始建立新式教育体制，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教育变革，促进了近代科技事业的建立。

2、大学与中国现代学术发展

1916年是一个有意义的起点。这一年7月，农商部的地质研究所开始地质调查工作。这个机构即后来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是民国最著名的科研机构。同年，北京大学第一届理科生毕业。北京大学成立于维新变法之中，但由于社会动荡，五四运动前后才步入正轨。1916年称得上是现代大学和科研机构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的年份。

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历程非常曲折。19世纪七八十年代，教会大学开始萌芽，教会大学开办最早，但规模较小；甲午战争后才有了公立大学，之前只有提供职业培训教育的新式学堂。民国时期，逐步形成了教会大学、国立大学（较早的如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省立大学（如山西、河南）、部属高校等各式各样的大学，至1948年，全国有各类高校210多所，其中国立大学31所，私立大学25所。培养人才的规模逐步扩大，到1931年全国专科以上在校生为4.4万多人，1947年在校生15.5万余人，总体规模不大。

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的重要理念，但管理体制与大学的发展要具体而论。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先生领导期间推行教授治校，评议会享有很大的权力，但教学质量并不理想；后来蒋梦麟基本废除了评议会制度，实行校长治校，改革聘任制，提升教师水准，大大提升了教学水平。

现在有观点认为民国大学起点很高，西南联大是世界一流大学，培养了多少院士等等，实际上都有夸大之嫌。如杨振宁、李政道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赴美深造。其他很多出自西南联大的院士也是这样的，总的看来，民国时期的大学还不能完成一流人才培养的全流程。

3、科研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民国时期已经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所。国立机构包括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和1929年成立的北平研究院，两个研究院规模都很小。

大学研究所首先在北大成立，后来陆续在清华、中大、浙大等高校成立，但真正做出的成果很有限；

民族企业等私立研究所中，比较知名的有1922年成立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1928年成立的静生生物调查所等；

当时真正有一定学术地位的，大部分是外人在华事业。最早的是法国传教士主持下徐家汇观象台，医学方面最知名的是协和医学院，还有雷士德医学研究院。

日设机构在中国的规模较大。其中大连的满铁中试所曾是亚洲最知名的研究机构。还有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台湾总督府研究所等。

中央研究院虽然规模小，科研工作也并不出色，但仍是全国学术中心。这与中央研究院的体制建设有密切关系：中央研究院在全国遴选评议员，召开评议会，在全国学术界享有很高地位。自由自治的学术文化是民国留下的重要学术遗产，但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有意思的是民国时期较为成功的研究机构都实行中国特色的“家长制”，研究所的发展主要依赖主事专家的学术水平和道德操守。比如丁文江和翁文灏创建的地质调查所，孙学悟主持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胡先骕的静生生物调查所等。研究所就像一个大家庭，工作和人员安排基本由“家长”说了算。这些“家长”的人格魅力和学术眼光，为年轻人做出榜样。

4、现代科学家职业和科学技术团体的发展

1910年代，中国地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华医学会等成立。五四运动前后早期庚款留学生陆续回国，开始在国内组织本土的科技社团。中国地质学会、中国数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物理学会等专业学会，都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得到重组和兴建。

专业学会在促进学术研究、交流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专业学会发行期刊，组织与管理逐渐规范化，中国现代第一代科学技术工作者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

上海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旧址

总体来看，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代科技事业的基础在民国时期已经初步建立。虽然科学共同体的规模不大，一流科学家也很少。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发展，中国科技事业在方方面面将会有很大推进。然而，由于连年战争造成的社会动荡的影响，民国期间并没有建立科学技术发展的稳固基础。

二、接收、改造、重组和发展

1、科代会统一思想、确定方针和改造团体

1949年7月13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筹备会（后文简称“科代筹”）在北平召开。

这张合影记录下了中国科学界各路专家大团结的珍贵瞬间，照片中既有穿西装的，也有穿长袍的，还有戴帽子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放大看会发现第二排中心的人物都戴着帽子，是共产党革命干部；第一排也以党员干部为主。从这时开始，中国科学界会议都转变为政治会议，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中国科学事业的领导核心。

科代会第一阶段，通过组织筹备委员会及各地分会，举办大大小小的座谈会、筹委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通过科代会的筹备工作检讨了中国过去的科学事业和科学工作，批判了科学家中的宗派主义和“为科学而科学”等所谓“脱离实际”以及“超政治”的倾向，通过对“理论结合实际”的反复论说，将从延安和解放区在教育和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经验确立为新中国科学发展的基本方法，进而确立了科学为人民服务，为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服务的发展方针。自此，中国现代科学走上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

科代会第二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明确了科代联合组织的性质和目标，成立了“科联”和“科普”两个全国性的协会及其各省市分会，没有个人会员。科代会选择的科学团体组织路线使科学团体必须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政府、部门与机构，从而丧失其自主生存空间。这些变化重塑中国的科学共同体，改变了中国的学术生态，对20世纪后半叶中国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科研机构的接收和重组

1949至1950年，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整合建立了第一批15个研究所。当时还没有科技部，中国科学院承担着行政职能，组织和管理全国的科学事业。至1955年共有47个研究单位。1955年建立学部领导体制。

1956年至1962年。在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指导下，迎来了大发展。为落实学科发展规划，新建了一批新的研究所。“大跃进”期间，各省分院及分院所属研究机构纷纷设立，院内所级研究机构一度达到创纪录的242所。1961年调整到100所左右，形成了较为齐全的学科布局和较为稳定的地区分布。

3、高校院系调整和专业学院的兴建

从1952年4月开始，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全面调整。

（1）部分综合性大学被拆分整合，组建了一系列仿造苏联模式的专业学院，如海淀八大学院，钢铁学院，地质学院、邮电学院、航空学院等。一般认为院系调整对中国的教育体系伤害很大，但同时也应看到，专业学院的建立弥补了民国时期培养应用和专业人才的不足，对新中国的科技事业，特别是工程技术、工农业相关技术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2）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教会学校一律撤销。教会大学等其他力量都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各省的高等教育模式几乎相同：在省会建一两所综合大学，一所师范大学或学院，一所工学院、一所医学院等等。

至1952年末，全国3/4的院校完成了调整工作。民国时期的知名大学在50年代有的被撤销，有的经过了大幅改造。

（3）建成了机械、土木、电机、化工等工科专业比较齐全的教育体系，并形成了文理科性质的综合性大学、分科性的理工学院和单科性的专门学院三类高等学校的基本格局。

（4）各院校的性质和任务均较前明确，高校区域布局也得到了改善。调整后工科学生大增，使高等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奠定了新中国高等院校的基本格局。

4、思想改造与新科学

一般认为，思想改造运动从1951年9月开始，但从北京大学校史来看，1949年秋天已经有了思想改造的学习。思想改造运动与忠诚老实运动、“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交叉进行。思想改造先是针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知识分子，很快波及整个知识界。有行政职务的教师和高级知识分子成为重点改造对象，给许多教师带来严重的身心伤害。

（1）批判民国科学与科学家自我否定

科学界和教师要检讨个人阶级出身和经历，批判自己的个人主义问题、宗派问题以及亲美崇美等洋奴思想等问题。许多人经过“脱胎换骨”、“重新作人”，实际上彻底丧失了自我和尊严，形成了双重人格，科学创造力大幅丧失。

我国学术界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摸索，确立的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等理念，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科研体制等现代学术和教育制度，都被视为旧社会的产物，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当作污泥浊水给泼掉了。

（2）“理论联系实际”新方针

思想改造要确立中国共产党在科学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在科学事业中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1952年9月对研究工作计划的讨论中，“理论联系实际”成为科学工作的“总方向”。

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工作中的指导方针，“理论联系实际”不仅事关科研机构的工作方向，甚至具体到某个课题的设置与取舍。如在中科院，基础研究的经费长期只占总研究经费的1/20-1/10左右。科学目标总是让位于短期的种种任务，导致学科基础薄弱、原创性研究缺乏、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比较突出。

当时认为，民国的科学是为科学而科学，不关心国计民生；新中国发展科技必须联系实际，联系国防等实际需要。中国科技事业就这样逐步走向了计划科学。

（3）科学家新的分层

一般而言，科学家的分层主是要根据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思想改造使得政治标准超越学术标准，打破了正常的学术界限，伤害了学术独立和自主的底线，使科学界开始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学术生态。一边是许多资深的科学家都被列为运动的重点对象，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一边是善于利用政治的科学家成为中国科学界比较重要的人物，不少科学家患上了“双重人格症”。

文艺界有著名的“曹禺现象”：剧作家曹禺在解放前曾写出过震惊世界的作品，解放后创造力却迅速衰退，再也写不出重要的剧本。科学界也有这样的现象，50年代后，许多著名的科学家虽然还处在学术盛年，却再没做出什么学术成果。

5、学习苏联科学技术

学习苏联一度声势颇大，在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等领域曾造成严重后果。苏联的意识形态对于我国教育事业影响深远，但科技体制上则形成了一套新的中国特色。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只能“一边倒”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中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工程技术）和高等教育，在苏联援助下得到较快提升。此前，中国的大学中很少有老师做研究；在苏联帮助下成立各种专门化（教研室），50年代后期，教学和科研并举才成为大学的基本任务。

但在体制上，中国并没有真正仿效“苏联模式”。因为苏联科学18世纪以来已经得到较好发展，产生了很多世界级科学家，优秀科学家的作用不可忽视。而中国的科技事业基础非常薄弱，只能完全依靠党的领导。

总之，从民国到新中国，科技事业的转变首先体现在观念上：“科代筹”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延安经验取代欧美科学传统，并开始学习苏联；其二是机构和科学团体的重组，其三是权力结构的变化，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立。这几点是形成中国特色的科技体制的一些关键因素。

三、探索新的科技发展道路

1、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中国革命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用20多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全面胜利，照此推理，中国的科技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发展指日可待。当时绝大部分的科技工作者都是衷心欢迎和服从党的领导的。

（1）新的权力架构

科研机构和大学主要领导均由党员干部出任，科学家有名无实权，形成了以专职党员干部为主的局面，厅局级也以党员干部为主主持工作。在50年代中后期，系和研究所也配备了专职党的第一把手兼副所长，成为系所实际负责人。党的基层组织不断壮大，终于形成了从院到所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科教机构都建立了与此相似的权力架构。

这种体制最大的问题是将科学家属于从属地位，形成长期的所谓“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此外科技工作还要随着政治形势不断变化，科学事业的连续正常发展难以保证。

（2）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高度的结合

政治运动与科学发展结合在五六十年代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批判资产阶级的科学路线，对学术问题进行政治性批判等。五六十年代大规模全国性技术革新的科研群众运动，到文革之中的大学下放、开门办所，都由这样的意识形态发展而来。

2、国家的科学与计划科学

中国近几百年来科学技术事业得不到发展，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得不到国家的有力支持。解放以后党和国家把科学技术作为整个国家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因此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和决策的机制。50年代末至“文革”前，高层决策机构为中央科学领导小组；文革后期为国务院科教组；改革开放以来为中央科教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政治局委员）分管科技文教工作。聂荣臻、华国锋、温家宝等都曾负责过这一工作，现在由刘鹤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

在学习苏联的经验基础上，计划科技的模式逐渐成型。1956年，中国制订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年成立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后来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国家科委，也即今天的科学技术部，负责引导全国的科学事业。这样大规模的科技规划实践在世界上前所未有。

《纲要》的原则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以国防技术为核心，核心是发展核武器。方法则是“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这一规划的实施，奠定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基础，实现了中国现代科技发展的第一次跨越。后来中国又组织了六次大规模的科学规划，目前正在进行2021-2035年的中长期科学规划编制工作。

3、五路大军的形成

随着规划的推进，“五路大军”的科学技术体系格局逐步的形成。

中科院（1949-1961）：中国科学院系统最先建成，规模也最小。约有百余个研究所，约5万人左右；

高校系统：院系调整后，十二年规划促进了高校系统的形成，规模较大；

行业系统（50年代后期形成）：规模很大，包括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中国气象科学院、中国地质科学院等等；

国防科技系统：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成型，规模很大。

地方科技体系：在大跃进期间快速发展，随后调整，总规模虽然不小，但力量较弱。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形成了学科比较齐全的科研体系。自然科学技术的科技人员规模也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到60年代初科技工作者规模已经翻了几倍，接近200万人。

改革开放前，整个社会表现为高度政治化的一元结构，科学家在体制外的生存空间几乎为零。1950年代，随着单位制在新中国迅速确立，单位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的科研院所体制的一个基本特点。“五路大军”都是事业单位。在单位制度下，所有的资源和荣誉分配都限制在单位内部，导致人际关系密切而紧张，也造成人才流动困难等问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央一再强调，但中国最终并没有形成以中科院为中心的全国科研体系。五路大军的利益和体制之争，在刚形成时就非常突出。如高校系统和行业系统，迅速与中国科学院发生了严重冲突。马寅初批评科学院扩张是“火车头上装行李”，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争吵引起毛泽东主席出面调停。

社会主义体制本应能更好地协作，为什么竞争却十分激烈？以单位和系统名义来争个人利益和单位利益、系统利益的时候大家更是无所顾忌。如北大、清华与中国科学院的合作，在毛主席划定“三八线”后，除了必须协作的国防任务外，其他单位间的合作大都难以落实。

五路大军的系统之争、行业之争、单位利益之争和重复建设等浪费构成了中国科技体制的一个基本问题。

4、冷战时代的国防科技优先

我国的国防科学技术体系包括核工业、航天航空工业、船舶工业、军事电子等行业。有关研究机构于50年代至60年代初迅速建立，并成立了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等机构进行领导和组织管理。

（1）应对冷战形势，形成国防导向

四路大军均为国防科技服务，形成了国防科技的配套体系。比如中科院，为国防服务的单位有40来个，占近一半；实行以国防科委为主的双重管理，以军管为主。还有直接从其它系统调配精兵强将进入国防系统，如中科院不少于16个研究所划拨给了国防系统。国防科技规模庞大，但因其保密性外人所知不多。

20世纪60年代，全国协同进行国防科技攻关，研制“两弹一星”。周恩来亲自担任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把成百上千个任务分解到不同的单位，一个个落实。现在很多人称之为“举国体制”，特色是军事化的管理和组织。当时确实具有较高效率，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形成突破。

（2）奠定改革开放的基础

原子弹研制为中美关系缓和奠定基础，中美关系缓和则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必要基础。

有人说，中国在民国时期学习欧美模式，五六十年代学习苏联模式，近年开始走中国道路。但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民国并没有真正的所谓欧美模式，而是融合了欧陆和苏联模式的产物，而且实践的时间非常短暂。民国的科技体制是各种各样的模式在中国的一个初步实践。苏联模式在中国也没有真正得到推行，在科研和教学方面更多体现的是党的领导，在工业企业里也是搞“鞍钢宪法”。因此，樊洪业先生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学习苏联是貌合神离的。这个判断是很精辟的。

实际上，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就在摸索自己的道路。“两弹一星”、 胰岛素合成、自然资源考察和研究等标志性成果，还有庞大的工业、水利、医疗等体系都表明新中国科学事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在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四、从这一转变思考中国当代科技发展问题

1、1957年春夏之交的科教体制争议

新中国科技体制的第一次大争议发生在1957年5、6月的整风运动期间。科学界、教育界的很多专家提出了很多意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各省级报纸和专业学术刊物发表了他们的一部分批评意见。如曾昭抡、钱伟长等著名科学家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科学家们的意见包括党如何领导科学事业，要不要在高校设党委系统，高校系统、科学院系统，行业系统之间怎么协调等问题，汤佩松、李薰、黄鸣龙等著名科学家提出应由学部委员选举产生院长，中科院应由科学家领导等等。这些意见涉及到科学体制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反右运动开始后，这些建议大都被视为右派言论。大跃进时期，外行领导内行出现诸多问题。1961年，科教界在中央指示下制定科学14条、科研机构72条、高校60条，基本确定了科研机构和高校的领导管理体制。

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制订的“科学14条”明确“研究所一级的党组织（党组或党委），是研究所的领导核心”，“研究所内各研究室、组一级党组织的任务，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保证研究任务的顺利进行”，并提出“要建立和健全所务委员会（或所务会议）”等措施。中科院党组制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暂行条例（草案未定稿）”（72条）确立了研究所领导体制，加强了专家的学术领导权。

“高校60条”主要解决党的领导权问题，核心是党委组织在大学里面应该处于怎样的位置。在对大跃进的反思中，党在科研机构的领导权力被限定在党委一级，在大学中被限定在校级。

这些新政策新体制的实施与60年代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的取得密切相关，1962年至1965年堪称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小黄金期”。但这一体制调整限制了很多党员干部的职权，使他们感到很失落。因此“文革”一开始，“科学14条”就被视为“资产阶级专家路线”，遭到严厉批判和彻底否定。

2、国家与科学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中国科技从古到今的发展，也许可以说是从御用科学到国家科学，这与中国社会的结构变化不大密切相关。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简单，社会中间组织非常少，资源和财富集中在皇家，社会的资源非常有限。如果国家不给予有力的投入，科技事业很难得到发展。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科技发展，科学技术才成为国家的重要事业。

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是前所未有的，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与此同时，科技体制、科技政策、科技观念长期存在着的一些问题从深层次制约着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科学目标和规划究竟应该如何制订？是追求学术卓越，还是追求经济效益？在不同时期国家发展有不同的发展目标，怎样协调好这些关系非常需要认真考虑。

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曾经有过很深刻的教训。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片面追求科学的经济效益，国家的科学技术投入一度连续数年明显减少，导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严重的科技人才流失，扩大了由于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理工科教育质量出现大滑坡，科研工作停滞不前。这一问题的负面影响至今并没有完全消失。

3、科学共同体的活力与创造力

1950年以后，中国专业学会从中国科协（前身科联）到各级专业学会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共同体在党的领导下重组后，与世界各国的科学团体有很大不同，每个学会都要挂靠某个单位。学术团体的活力深受影响，有的小学科和某些领域甚至形成少数人长期把持的局面。

科协作为全国科技学会的领导组织和党联系科学家的桥梁和纽带，处理党的领导与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关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学术行政化的趋势与学术共同体的扭曲、科学道德问题、科研失范问题等非常突出，都与我国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过弱有关。

在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改革科学共同体的体制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面临着重建科学共同体的重任。总之，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关系到科技强国建设的世纪大业。

纪要整理：贾雨心

配图：贾雨心张雪梅

编辑/摄影：张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