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5月7日上午，传习讲堂系列讲座第七讲在静园一院201举行。本次讲座题为“二战之前亚洲疟疾研究特征初探”，由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刘士永教授主讲，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史系副主任张大庆教授主持。20多位各院系师生参加讲座并参与了讨论。

刘士永教授

一、疟疾的历史意涵

刘教授首先强调了疟疾所具有的历史意涵。从医学角度看，疟疾的发生源于疟原虫，疟原虫属于单细胞真核生物，它主要的传播媒介是疟蚊。但除此之外，对疟疾的研究还应关注到更多关于社会、经济的背景。作为热带医学里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疾病，疟疾的发现史与西欧殖民运动密切相关，疟疾防治并非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殖民管理与殖民政治的一部分。

讲座现场

二、疟疾的传播发现史

人类对疟疾的认识，经历了从传统的瘴气论或环境医学论到现代蚊媒说的过程。

17世纪以前，中国古代书籍如《难经》、《神农本草经》等，对类似疟疾的疾病“疟”有所记载，并提到了由马鞭草、常山、青蒿素合制提炼而成的“截疟散”。在希腊罗马的记录中，早期的“疟疾”（malaria）一词原本是指所谓的“恶空气”（bad air）。16世纪的意大利医生则认为沼泽与疟疾的发生有密切的关联。

地理大发现以后，疟疾才变成真正的恐慌，这是由于西方航海者在依靠西风带移动、沿南北回归线区域航行时，所经过的热带、亚热带岛屿恰与疟蚊的分布范围一致，因此极易遭到疟疾侵扰。当时的西班牙人在南美发现了金鸡纳树皮的作用，因为当地人将疟疾视为一种特殊的发热状态，而金鸡纳树皮被他们认为具有解热功能。

1848年，德国病理学家R.Virchow在疟疾病人血液里发现奇怪飘动的生物，判断疟疾并非是由空气里的毒性，而是由异物入侵造成。

1880年，法国军医第一次在病患体内发现疟原虫，并且为其命名，确认其是一种生物。

Patrick Manson稍后根据他对于丝虫症的理解，推断疟疾可能跟作为中间宿主的蚊子有关，并根据实验提出了蚊媒说，尽管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血丝虫症而非疟疾。同一时期，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学生Opie和MacCallum则在鸟类和人体当中发现，疟原虫在人体里面的有性与无性生殖循环，由此才会导致发热发冷的症状。

1897年，Ronald Ross通过显微镜下微解剖疟蚊的胃部，进一步证明了疟原虫的蚊媒说。

三、西方对殖民地疟疾的研究

在西方学者当中，Patrick Manson与Ronald Ross对疟疾与防治，后来在观点与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Ross不仅确认疟疾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疾病，还确认疟疾只有特定的蚊子可以传播，因此主张利用环境工程控制法，掌握特定疟蚊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特性，用工程的方法实现对疟疾的防治。Manson则认为所有蚊子都可能传播疟疾，因此主张使用蚊帐隔绝及发展有效的药物进行治疗。由于Manson在海外殖民地和热带医学界的影响力，其理论一度更为盛行。

由于与Ross私交甚笃，当1890年以后，Malcolm Watson在马来西亚展开了长达28年的疟疾研究，专注疟蚊种类和生态生存环境调查，即实施Ross所主张的环境工程控制法，留下了大量数据。此外，他同样进行了临床治疗方面的研究，包括人工合成奎宁与天然奎宁的关系、奎宁的副作用等。

环境控制法与药物治疗法均存在优缺点。一方面，通过环境控制疟蚊，相对稳定，但耗资巨大并牵涉到地方政治和社会冲突等许多因素；另外一方面，纯医疗角度的药物治疗，也具有不稳定性，人工合成药物与天然药物的差异在当时也尚未研究清楚。

四、日本对殖民地疟疾的研究

除了西方殖民地系统内的疟疾研究以外，1895年以后日本也在殖民地台湾展开了疟疾研究。

刘教授指出，日本对台湾的疟疾防治，并不是根据台湾人自己的需要或当地疟疾发生频度的高低，而是根据日本对台湾的开发顺序而决定的。疟疾防治区选定跟疟疾流行的严重与否，死亡率高低，不完全有关，反倒跟移民政治、移民经济发展有关。至少在1911年进行全岛防治前，日本只是将台湾当作一个观察点，投射其从西方热带医学校里所学到的知识，与其说是进行疟疾的防治，不如说是将台湾作为实验室，满足其在热带医学领域发展的需求。日本针对台湾疟疾所使用的环境工程控制法，则有时则是以疟疾为名行执行殖民统治与控制之实。

随后，刘教授介绍了疫情交换资讯单位“东局”及其下属的国际疟疾调查组（International Malaria Course）的成立经过，以及在此过程中日本与西方的交锋。1923年到1925年，日本驻台湾疟疾防疫医官小泉丹与英国在印度的主要疟疾研究专家Purivs，在印度与台湾疟蚊种类问题上展开了争论，并由此发展出了今天仍在使用的疟蚊亚种分类标准。这场争论背后反映的，正是日本以台湾为基地发展起来的热带医学与以英国为中心的热带医学之间的抗衡。

五、亚洲对热带医学和疟疾研究的贡献

刘教授着重指出了亚洲对热带医学和疟疾研究的贡献。今天我们对热带医学的理解，大部分都奠基于1924年到1939年前后这段时间里。如果没有亚洲，现代热带医学面貌也许不会这么早出现。疟疾成为现代热带医学一个代表性疾病，与亚洲殖民地的疟疾研究息息相关。亚洲被殖民地区为疟疾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验样本和数据，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IMR）的架构奠定于亚洲，而它的贡献最终却被归纳为西方对全人类的贡献。

最后，刘教授从针对疟疾的个案研究延伸开来，强调了在医学史研究中，关注外部社会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医学史就是医学史，医学史不一定是历史加医学。显微镜下的微解剖、阿的平等发展等医学知识本身，是医学的内史部分，而我们怎么用阿的平、对蚊子的环境控制法等问题，则涉及到外部社会经济条件，是医学的外史部分。二者之间是相互控制、相互形塑的关系。医学史之所以有趣，正是因为它并非单一因素所共同构成的。它一定是科学，但也一定受到非科学部分的影响。

精彩问答

问:我想问美国与洛克菲勒基金会（International Health Division），在疟疾防治当中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答:美国蛮关心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个困扰，相比其他欧洲列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殖民地最小。美国对疟疾的研究仅限于菲律宾本身，其他部分它一直跟着英国步伐走，尤其在新加坡防疫局。比较特别的是，菲律宾本身把焦点稍微转偏一点，关注登革热，因为登革热在菲律宾一年四季都出现，它有高风险期跟低风险期。

你提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它在泰国、马来亚这部分都有做研究经费赞助，去支持他们的研究。有一点可惜，疟疾虽然是他们长期赞助对象，但一直不是很主要的重点。在菲律宾主要是登革热，另外是麻风病的研究。而对麻风病有兴趣的原因是，在二战以前麻风病被认为是一个黄种人疾病，你要有效掌握亚洲状况，必须要控制麻风病，所以他对这个东西特别关注，有一定的有种族主义的因素在里面。

问:老师我提一个跟疟疾不太相关的，您一开始提到从很早开始有消灭某种疾病计划和方案，我觉得起疾病原因有很多种，为什么现在多年还在不断地专注消灭某一种疾病？其实我们成功的只有天花。

答:我们选定某一个疾病当目标有很多原因，我今天讲的疟疾这件事情最早英国人很重视，认为是殖民成功之大患。不管真的是对于人命有很重大的威胁也好，从人类有历史开始不断跟疾病做奋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提这个问题，天花真的是少见的特例，因为这个病最大的特性是，你只要得过一次终身免疫，不是所有的病都有这么好的机会。

我给学生上课也会拿这个做例子，所幸人类第一个发现的是天花跟牛痘的关系，所以才让我们对于免疫注射充满了信心。如果我们一开始发现的不是牛痘治天花，而是流感。每半年打一次，今天打四价结果得的是第五种。这个历史有它的偶发部分，而且我们讲免疫医学史会提到，因为它有它免疫学的特性，天花终身免疫特性在那里，那个时代Jenner我们把它讲的很伟大，可是Jenner根本不知道免疫学是怎么回事，他在临床上发现这件事情。到1910年代前后都还在讨论种牛痘需不需要二种三种，有没有终身免疫。天花是终身免疫大家知道，可是牛痘会吗，都不知道，要等更晚一点，免疫学的发展，病毒学发展，1960年代以后我们才敢确定，没关系，牛痘打一次就够了，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今天选疟疾，如果我们想要从远东地区或者亚洲地区谈现代热带医学发展，疟疾的代表性比登革热，或者比Patrick Manson热带医学之父的丝虫症更有代表性，因为它的影响范围更大，亚洲的贡献更大。

讲座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