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 传习讲堂-董志凯:引进消化与自主创新相辅----后发大国科技发展的路径(1949-1980)

导言

5月26日下午,传习讲堂系列讲座第八讲在静园一院201举行。本次讲座题为“引进消化与自主创新相辅相成——后发大国科技发展的路径(1949-1980)”,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研究员主讲,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副主任张藜教授主持。20多位各院系师生参加讲座并参与了讨论。

董志凯教授

中国错过了世界上三次重要的科技革命,但在新中国成立70年后的今天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部分地引领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带着对中国科技迅速发展原因的探究,董志凯教授重点回溯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科技发展历程,提出并回答了中国是如何在贫穷落后的背景下,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一问题。

一、后发大国科技进步与自力更生方针的来历

中国错过了三次重要的科技革命,成为“后发大国”。第一次产业革命始于18世纪中期,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主要标志。第二次产业革命始于19世纪中期,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第三次产业革命始于二战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外层空间科技为主要标志。在前三次产业革命中,中国均处于落后状态。1949年,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第二次产业革命,落后发达国家一百年以上。而70年后今天,中国是第二经济大国,并且在以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为标志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不仅是追随者,甚至成为领跑者。

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提出要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此后又逐步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存在着自力更生和技术引进两种看似不同的观念。董志凯教授强调二者并不矛盾,而是密切相关。“自力更生”这一方针的提出,源于1935年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在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自力更生的概念原本就是中外关系发展的产物,是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接受外国的援助,而非与世界割裂。

讲座现场

二、工业化必须引进科学技术

新中国诞生之初,面临自然资源不足、国际环境恶劣、遭遇西方国家封锁等严峻问题,科技发展受到制约。科技落后是中国工业化的重大障碍。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全国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迅速增加。到1956年底,近2000名海外华裔科学家回到祖国。1956年的全国知识分子会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同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强调要改变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周恩来和聂荣臻牵头成立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在制订的《1956-1967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提出要“重点发展,迎头赶上”。

在技术落后的基础上,要实现宏伟蓝图,就要借助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后发国家没有必要重复研究其他国家早已研究并应用的技术,否则只会造成极大浪费,并使自己永远处于落后的境地。只有引进才能缩短时间,并且建立其自身的研究开发循环系统。在引进的同时消化吸收,变外来的技术为自有技术,才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三、引进的科学技术需要消化吸收

董志凯教授指出,1978年以前中国有三次成规模的技术引进,并且三次都是将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结合进行的。

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东欧引进。在遭受西方国家封锁禁运的情况下,新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对外贸易形式,获得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1953年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确立了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大规模技术引进。这次从苏联、东欧引进几百个成套设备和数千套技术资料,是对设备、资金、人才、设计等等物化和非物化形态技术的全面引进。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工业体系的雏形,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从西方国家引进。60年代初期,由于大跃进中的“五风”错误以及自然灾害,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1961年初,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全面调整国民经济,首先解决的是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开始改善,西方国家也需要开拓海外市场,为过剩的商品和资本寻找出路。从1962年起,中国开始成规模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成套设备和新技术。这次引进的方针与50年代相比有所改变,从“全面追赶”变为“集中力量解决急需问题”,提出要“着重打基础,抓两头”,一头抓农业,解决吃穿用问题;一头抓配合国防尖端的科学技术,并提高基础工业和基础科学水平。1963年到1964年,中国政府先后与日本、荷兰、英国、意大利、法国和联邦德国的厂商签订了15项成套设备进口合同,其中10项是为了解决吃穿用问题,其他主要与机械和石油工业有密切关系。

第三次是20世纪70年代从西方国家引进。70年代初期,世界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一方面,西方国家发生了经济危机,急于寻找海外市场,中美关系得到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突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开始部分纠正文革错误,为扩大技术引进创造了条件。1973年1月,国家计委提交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阶段对外引进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并建议今后3-5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即“四三方案”。1978年,国家计委下达了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计划,对外引进的规模进一步大幅度增长。这次大规模的引进计划,是对文革时期僵化封闭的突破,为今后的全面开放做了准备。

四、不能以牺牲主权为代价

董志凯教授强调,虽然在50年代来自苏联的技术和设备援助帮助中国实现了现代科技的启动,但在国防尖端技术上,苏联的援助并不可靠。在导弹等项目的建设问题上,苏方采取既不拒绝也不积极援助的态度。1960年,苏联单方面废除合同,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一些正在实验生产的厂矿不能生产,扰乱了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尤其是给中国的核技术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而正是由于中国在50年代引进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投资能力和自主工程设计能力,初步掌握了现代化的设计和施工技术,迅速组织起来相关队伍和机构,改变了过去基本依靠进口的状况,才使得许多建设项目并没有就此中断。中国在吸收此前援助成果的基础上走上了独立的研发核武器道路。只有在引进技术的同时注意消化吸收,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底气,才有可能在外国制约的情况下取得成功。

五、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的要领与途径

在本部分,董志凯教授主要论述了中国将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的要领。

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具有辩证关系。1964年初,国家科委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曾针对科学规划做出指示:生产关系的仗打了以后就要打生产力的仗,不打科学仗生产力上不去,要培养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同年,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从《论十大关系》到科学发展规划,毛泽东的思想都充分体现出了辩证思维。

引进和消化吸收的途径多样。50年代学习苏联的途径主要包括三种:一是大量购置成套设备、引进和翻译苏联各类书籍和资料,二是大规模全方位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三是大量派遣党政各方面的技术人员和学生到苏联学习考察。60、70年代学习西方的途径主要是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购买西方先进设备和技术,以及聘请外国专家来华工作。中国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始终注意消化吸收,形成了引进、消化、自主创新、再引进、再消化、再自主创新的逻辑环。

消化吸收的基础在于大众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者是最强大的生产力,是生产力最活跃的主导因素。毛泽东曾经说过“在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人的宝贵包括了人素质提高,也即受教育的问题。1949年之后近30年间,中国教育事业尽管也经历了种种曲折和磨难,但是仍然获得了大幅度发展,其中最明显的成就是大众教育兴起。中国的大众教育在后发国家,尤其是后发大国中明显走在前列。这种长足的发展意义非常深远,不仅普遍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而且为以后高等教育发展、科技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消化吸收和攻关创新需要依靠举国体制。建国初期我国就开始重视新兴产业的发展,1955年做出发展核工业的决定,1956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提出了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化技术、无线电技术、核技术、喷气技术等领域57项重点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为了完成这些重点任务和中心问题,需要有效地组织全国合作。毛泽东就专门为此批示:“要大力协作,做好这项工作。”在国防尖端技术的攻关、民用科技和基础工业的发展中,都展开了大规模的全国协作,“全国一盘棋,扭成一股绳”,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六、教训与启示

最后,董志凯教授对中国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教训与启示做了总结。

第一,全球化不能替代自主研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的唯一选择。我们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技术引进对于后发国家经济起步有重要作用,但一个国家要想真正成为科技强国、经济强国,就必须努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的能力。

第二,科技发展无止境,自主创新需要智慧和勇气。“优秀是可以学出来的,但伟大只能被逼出来”。科技创新仍需要发扬毛泽东提出的大无畏精神。

第三,保护知识产权,需要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知识产权制度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要鼓励科技人员创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垄断对技术传播的制约。

第四,注重知识普及、基础研究、人的素质提高与尖端人才的培养

第五,正确处理引进和创新的关系。自力更生不代表与世界割裂,要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创新。

第六,发挥“举国体制、产业集群和规模市场”三大比较优势。过去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人力资源的低廉,但这一优势不可持续。目前看来,中国的比较优势应当主要包括互相协作的举国体制、多产业协调的产业集群和十几亿人口的统一市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实现更好地发展。

精彩问答

您谈到苏联专家援华对中国经济有利有弊,能否多谈谈弊端有哪些?另外能否比较一下苏联专家援华和西方国家技术引进对中国的不同影响?

美国蛮关心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个困引进苏联专家不完全是科技引进和技术引进,当时是全面引进,包括经济管理体制。当时中国国家层面各个部委都有苏联专家。有利有弊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存在一些结构上的问题,比如过度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忽略农业和轻工业的问题,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能否充分调动生产积极性的问题等等。对西方的技术引进没有管理体制的问题,即使有也主要是微观上的,是为了配合成套设备引进,因此二者在引进的层面上是不一样的。从技术上看,从西方引进的技术比起从苏联引进的技术是更高水平和层次的,这也是时代发展的结果。

讲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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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202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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