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0日下午，科技史研究前沿讲座第26期在北京大学第三教学楼508举行。本期讲座由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阿梅龙（Iwo Amelung）主讲，北京大学科技医史系教授张藜主持。围绕中国在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气象实践的知识点(sites of knowledge)，阿梅龙教授阐述了近代中国气象和气候科学的发展历程。
引言
在引言的第一部分中，阿梅龙教授提及了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知识与其产生地点的关系。在他看来，科学知识具有一定的产生地点，如实验室、课堂等具体的地点，也包括抽象的地点，并且有时二者兼而有之。由此产生的“知识点”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研究“地方性知识”，而这种“地方性知识”可以进而帮助我们克服传播主义（diffusionism）以及与现代化相关（例如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的《西方科学的传播》[The Spread of Western Science]）的解释。此外，这一知识与其实践也有希望在超越“民族性科学”的概念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根据刘易斯·彭森[Lewis Pyenson]）。
在第二部分中，阿梅龙教授谈到了运用知识点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科学史——如本讲中的气象学史——的原因。其一，知识点方法的采用会涉及到“科学的本土化”这一概念。阿梅龙教授以任鸿隽为例，指出后者使用中国当地的资源这一措施使中国科学家受益颇大（符合这一观点的例子有植物学与地学，物理学与化学则不属于其中）。其二，就中国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早期的气象学发展研究而言，知识点方法尚未被充分采用。实际上，现今少有系统地使用地方性科学方法的气象学研究，因此用知识点视角会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气象学发展的路径和意义。
正文
从社会和政治的内涵角度出发，并利用在认识论方面受到的启发，阿梅龙教授总结出了总计六个“知识点”：
1.殖民点
在这一节关于殖民点的介绍中，阿梅龙教授举了四个例子
☆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
1714年，第一届被派往中国的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团到达北京。在抵达北京后，传教士团便在北馆（罗刹庙）居住生活，并随之在北京建立了俄罗斯东正教宣教会。传教士团后来逐渐成为俄国政府在中国的代理机构，也发挥着外交使团的作用。此外，传教士团还从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情报搜集工作，甚至也将中国的气象数据情报定为搜集对象。其从1841年开始进行对温度的测量，所测信息发表于俄罗斯科学院的期刊，然而当时并未使用校准温度计。
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团在北京的驻地北馆
☆耶稣会徐家汇观象台（上海）
1872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建立了徐家汇观象台。这座观象台寓气象、天文、地磁、地震记录与观测于一体，曾被誉为远东气象第一台。自1872年12月起，徐家汇观象台开始气象观测工作；1879年制作并发布了国内最早的台风警报，此后便一直发挥预报台风与暴风雨的功能；1882年，观象台开始在中、西文报纸上向公众发布包括天气预报在内的气象信息；1884年建立外滩信号塔，开展信号服务和授时工作；1895年其绘制出中国首张东亚地面天气图。
徐家汇观象台旧照
☆海关总税务司
清末时期，为了保障船舶航行的安全和贸易畅通，也为了获取中国各地气象情报，当时由英国人赫德（Sir Robert Hart）领导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决定在中国海关设立气象观测站。赫德对此做出的评论是：“该计划将有助于阐明自然规律，并将来自全球四分之一的实例和数据引入科学家的视野，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现象，但迄今为止，为系统地概括提供的数据却少之又少。”在他的建议下，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全国各口海关相继建立气象观测站的约有70个左右，气象站网络由此显现雏形。这一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较为显著的地方性科学要求。
不过，虽然那时中国的海关是政府机关，但大部分中国政治家和学者都觉得海关是“殖民地”机关。因而尤其建立的气象观测占也被归类于“殖民点”中。
☆气象学主权
在于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中，中国与日本签订了旨在解决山东问题的条约。条约规定了日本同意将山东青岛的主权交还给中国，但是日方拒绝将原由德国人建立的青岛观象台的控制权交换予中方。前者给出的理由是中国缺乏合格的科学家，就这一问题以及观象台的控制权归属，中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24年，青岛观象台由中方接管，而其在回归后也变成了民族性科学的标志。
青岛观象台旧照
2.探险点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许多来自西方各国的探险家与科学家来到中国进行具有多种目的的考察。其中获得气象信息是前往中国的考察团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阿梅龙教授以著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为例。斯文·赫定曾于1899-1902年间在中国新疆地区考察，并于1906-1908年间在中国西藏地区展开考察工作。在这两次考察过程中，他并未遇到来自中国方面的真正意义上的反对。
斯文·赫定（1865-1952）
而另一次斯文·赫定参与的在中国进行的考察项目则是著名的中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1927-1935年）。在这次考察项目中，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提供了部分资金，目的在于希望斯文·赫定等人能够为建立德国至中国的航线提供气象方面的信息。然而这一项目引起了中国的学术界的反对，有人怀疑考察团的活动具有“殖民”目的。斯文·赫定于是与中国学者进行谈判，允诺中方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包括收集到的所有气象信息会先提供给中方。中国方面通过这些信息掌握了内蒙古和新疆的气候情况，而考察团设立的观象站也很快融入了中国的气象网络。此外，这一考察团中的部分参与者后来在德国获得了博士学位。
3.民族点
阿梅龙教授指出近代气象知识在19世纪中期传入中国，并随后在中国传播并被接受。在中国，也有比较多的人认识到了气象信息的用处。例如，很多中国人知晓了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法两国的海军没有得到天气预报而遭遇风暴因而受到严重损失。然而在当时中国依然面临着没有本土的气象学家，也没有建立气象学网络计划的局面。建立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体系的任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上日程的。早期的一个实例便是北京观象台。1912年，即辛亥革命后，北京观象台更名为中央观象台，并于次年开始进行气象观察。但实际上，其只能为中国的民族气象学体系提供很有限的“新知识”。
竺可桢（1890-1974）
《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收录于《竺可桢全集·第一卷》，竺
可桢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阿梅龙教授接着以气象学家竺可桢为例，介绍了中国的气象学先驱面对这一问题所具有的紧迫感。1921年，竺可桢撰写了《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一文。在文中，作者首先比较了中国、日本和美国的观象台、观象站的数量对比，然后强调了一个国家的优越性与其控制自然环境的能力有直接关系。由此，气象台成为了与“国体”有关的科学场所，如果无法建立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网络，那么世界他国会视中国人为“半开化之民族。”建立大量气象台的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位于南京北极阁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但之后因抗战爆发，这一计划未能全部实现。
4.国际点
在这一节中阿梅龙教授简要介绍了早期中国气象学界融入国际学界的事例。实际上，国际合作对中国气象学家很重要，然而，后者却在融入的过程中遭遇不少的坎坷，例如种族歧视，以及被国际学界排斥（例如不被邀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
1931年，中国气象学界得到了一个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的机会：国际气象会议邀请中方参与第二届国际极年的探测活动，例如对贸易风，季风带和气动的探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在1931年12月3日的所务会议上决定接受邀请。在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庚子赔款）的部分资助下，中央研究院组织了在泰山和峨眉山的为期三个月的探测工作，包括在这两处都设置了高山测候所。峨眉山测候所和泰山测候所在第二届极年观测期间记录了详尽的气象信息。气象研究所于1935年将其出版为《峨眉山泰山国际极年观测报告》专集，并报送第二届国际极年委员会。
1935年处于修建中的坐落于泰山日观峰的气象站
5.记录点
在这一节中，阿梅龙教授将侧重点放在中国历史典籍与记录中的气候相关的内容。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1876-1947），环境决定论当时在中国被普遍接受。远至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近至郭嵩焘、梁启超等人的观点，环境决定论在中国历史中的身影不难被发现。竺可桢等人认为中国有着浩瀚的历史资料，也会有很多的历史上的气象记录，出于意欲证明汉族适应性等目的，挖掘这一宝贵资源会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所利用的文献资料包括历朝历代所修的正史、地方志、甲骨文记载以及考古发掘出的其他古代动物骨骼。
6.经验（俗话）点
在正文的最后一节里，阿梅龙教授提到了运用中国民间关于气候的经验和归纳来进行气象学研究的方式。这类经验包括农民总结的关于天气的歌谣，天气与生物生长的周期性，以及历史记载中关于这些经验的利用（比如《礼记》的月令）。此外，物候学也属于这一经验性的范畴。民国时期学者们曾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物候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学科变为了大众科学。关于物候学历史研究的成果，最为著名的是竺可桢所著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
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绘制的“
一万年来挪威雪线高度（实线）与五千年来中国温度（虚线）变迁图”
结论
在最后，阿梅龙教授以“观察与透视”为题对本讲进行了总结。阿梅龙教授提出了若干值得思考的问题：就“知识点”视角而言，若着眼于社会方面，那么这些“知识点”是殖民地化的，还是独立的？若着眼于个人方面，那么在这一地点进行研究的人员的身份和角色又是怎样？他认为这些方面都与认识论具有一定的联系。“知识点”方法表面“地方性”科学与中国气象学国际化的努力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以及，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气象和气候科学在民国没有完全超越“民族科学”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