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3月2日下午，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前沿研究讲座第28期在理教419进行。本期讲座由韩国首尔国立科技大学人文学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 of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副教授崔亨燮（Hyungsub Choi）主讲，北京大学科学医史系助理教授张蒙主持。崔亨燮教授的演讲围绕当代韩国科学技术创新的“创新性”与“国产化”展开，他通过韩国技术发展的独特历史路径，批判性地分析了“科技创新”和“科技模仿”之间的二元对立观念。

如何书写欧美地区之外的全球科学技术史：韩国的视角

谈及美国科学技术创新的历程，崔亨燮认为可以以每十余年为单位标示出其重要的科技创新成果，例如美国的波音飞机、抗生素药物等，但对于韩国（South Korea）而言，科技创新的叙事时序却不是如此。崔亨燮以“（全球科学技术史）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概述这一命题，他认为需要更具体地考察20世纪韩国（或是现代韩国）科学技术的历史。

21世纪之交，韩国的科学、技术和医学领域诞生了三大“奇迹”（the three curiosities of South Korea），分别是芯片制造业、生物技术和医疗美容。凭借着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快速发展，韩国曾一度被认为是“最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经济体”。同时，追溯韩国的被殖民历史和血腥内战的社会现实，当科技帮助韩国实现了国家进步时，韩国的民族主义与科学技术的绑定就越来越强。韩国科技发展的叙事到目前为止无疑是以成功为主线的，因为当人们提及韩国的科技，想到的总是韩国的高端技术（如芯片）。

韩国科学技术和医学界的三大奇迹

韩国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来自于许多方面，崔亨燮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解释了其中原因：独特性（uniqueness）。独特性就是强调韩国的科技自主、自立和其它民族国家所未有的特性，他认为韩国科技的独特性不是一种内在的特质，而是一种基于韩国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和社会现实境况的叙事。崔亨燮认为，独特性（的过分强调）反而忽视了韩国科学技术的整体性，也使得韩国的科技在全球视野下缺位。

这种忽视和缺位就导致了对独特性的偏向（the bias of uniqueness），即过分在意独特性而忽视了科学技术的其它特性。例如，科学史学者金永植（Yung Sik Kim）在《韩国科学史研究中的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Korean Science）一书中曾言及：“来自中国的科学思想和技术文物的意义，显然在韩国传统科学技术中无处不在。如果一位韩国科学历史学家忽视它们，只研究韩国特有的东西，这种研究取向是否合理、能否被学界所允许？”崔亨燮认为这种研究取向不可取，同时更进一步提出了对韩国特有技术的非独特性解释。

《韩国科学史研究中的中国问题》封面

崔亨燮列举了一种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韩国的劳动工具——耕耘机（power tiller）作为例证。耕耘机在1963年经由日本公司介绍进入韩国，这种一人一台、动力足、效率高的机器很快得到了韩国耕作者的欢迎，而于此同时，韩国为了实现机器国产化和农业生产双赢的目标，很快就在日本耕耘机型的基础上发明了本国的机器。国产化的耕耘机（三菱耕耘机,미쓰비시경운기）在形制、功效和使用方式上同日本产的无异，却被韩国政府宣传为“增产增收的途径”、“理想的耕作机器、碎土机器”。很快，三菱耕耘机就取代了其它的耕耘机产品。

韩国国产三菱耕耘机广告

崔亨燮提示说，在耕耘机的案例当中，可以发现韩国的技术（至少是耕耘机）既不独特、也不唯一，而是经由模仿、仿制而成。反过来，如果只关注技术独特性，往往会让韩国的技术发展得不到充分检视。

韩国电饭煲：国产化的历史与“神话”

崔亨燮强调了独特性和国产化相互绑定的关系，这种实例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韩国科学技术史当中屡见不鲜。1965年，韩国公司Kŭmsŏngsa（金星社）发售了第一个韩产电饭煲（rice cooker）。1965年至1966年冬天，金星社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来宣传旗下产品，内容是圣诞老人一手拿着圣诞糖果手杖，另一手拿晶体管收音机。广告暗示，新推出的电器——如冰箱、晶体管收音机、炉灶、时钟和电饭煲——可以成为消费者及其家人美妙的圣诞礼物。然而，这则广告没有说明的是电饭煲技术的来源，是否来自于日本或者其它国家。经过对比，会发现广告中绘制的电饭煲和日产的外形没有差别。不过，20世纪60年代末的大多数韩国消费者似乎认为电饭煲是一种奢侈品，由于缺乏需求，这家韩国公司于1969年被迫停止生产电饭煲，市场上流行的是一些日本品牌——日立(Hitachi)、国民(National）和三洋(Sanyo)。

韩国Kŭmsŏngsa的电饭煲及家电广告

即便是在此后，电饭煲逐渐走向大众，韩国产的电饭煲依然未在国内占据主流，这是因为韩产电饭煲质量低下。1984年1月，韩国海关搜查到两名前往日本进行准外交活动的韩国女性携带了“一大堆豪华服装和一系列日本电器回国，这其中包括吸尘器、电饭煲和搅拌机”。准外交之旅变成了奢侈品和高质量产品的购物之旅，韩国国内把这场事件称为“佐吉鲁什电饭锅事件”（Zojirushi incident，佐吉鲁什是当时日本著名的电饭煲品牌）。

时任韩国总统全斗焕（Chun Doo-hwan）认为无法生产出合格的国产电饭煲反映出韩国高质量消费品的制造力不足。作为对总统这一批评的回应，1983年3月左右，韩国机械与材料研究所（KIMM，Korea Testing Laboratory for Machinery and Metals）担负起研制高质量国产电饭煲的任务。KIMM以研发复合材料为中心，研究人员希望通过研制出优质的聚四氟乙烯（PTFE）涂层来提升电饭煲的质量，或者说减少对日本进口产品的依赖。然而，PTFE并不是韩国的创新，甚至只是标准的技术模仿（standardized imitation）——因为日本很早就利用这项技术生产出了优质的电饭煲。

韩国KIMM的国产化目标

最终，KIMM的研发成功了，研究人员实现了提高国内电饭煲产品可靠性的承诺。不过，电饭煲可靠性的基准明显是由日本电饭煲确立的——制出米饭的气味、颜色、干度，甚至电饭煲的外形与功能都与日本产品无异。崔亨燮认为韩国产电饭煲的背后，不是一个利用本国技术创新的故事，而是集合国家力量追赶和模仿的故事。但是，通过对韩国电饭煲的民族叙事和大力宣传，许多民众认为这项民用技术的成功全然出自国产。

结语：作为创新的模仿

现代韩国的技术模仿来自于其对自身科技后发国家的定位和对全球经济合作模式的认知，即西方经济和工业发展是一个目标，后发国家将通过线性和普遍的过程实现。同样，韩国工程师将日本电饭煲视为他们应该努力模仿的“优先目标”。而国产化并不仅是在一种技术原创性的要求，也是一种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现代化的产品是完全国产化的。崔亨燮认为，利用国产化的建构话语可以解决民族主义和进口之间的问题（进口产品可能会被民族主义者排斥，但是如果对进口产品加以模仿且标榜为国产化，则很少受到民族主义者的诘难）。

崔亨燮还分析了“国产化”概念在韩国的流变与发展过程。国产化的初衷并非完全是抵制外国产品，而是更强调本国制造。这种对本国制造的认可自西方国家的产品进入亚洲之后就开始出现。

在韩国，国产化的概念得到了充分实践。部分进口产品进入韩国后是作为韩国国产产品组装原料的一部分，成为了国产的独特类型。同时，国产化也被认为是一种荣誉，代表着技术自足和国家的科学进步。崔亨燮认为：国产化并非是国内生产（not domestic），而更偏向物质（goods）和技术（technologies）的在地化实践，是对一种技术物的再模仿而非创新发明。

韩国国产化的内涵

至于为何使用国产化而不是模仿来描述韩国科技发展的进程，崔亨燮认为这和两个词汇所彰显的情感特质相关：因为模仿被认为是一种逊于创新的活动。模仿、复制是否定一个人的创造力，将他人的设计强加给自己。“Que inventon ellos”被认为不是明智的政策建议，是民族耻辱。

而事实上，创新和模仿的界限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它们在地域、时间和产出物上相互交织。

讲座最后，科技医史系师生与到场听众同崔亨燮教授进行了交流。崔亨燮教授就大家所提出的“技术模仿和IP保护”、“科技发展的全球性”等议题做出了回应。

文字整理：廖元植

部分图片来自于演讲者Powerpoint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