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2年10月27日下午，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研究前沿讲座第25期在第三教学楼508举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沈宇斌主讲，北京大学科技医史助理教授张蒙主持。沈宇斌教授的讲座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科技史的学科发展史，第二部分介绍了沈老师个人的研究实践。

一、科技史的学科建制与转向

从科技史的学科建制来看，国内的科学史与历史学学科联系并不明确，而且内部分科的交流与整合并不通畅。沈老师观察到美国学术界中，广义的科学史可以划分为“科学史”“技术史”“医学史”三个主流而相对独立的分支。其中学者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分布在建制化的科学史系，包括哈佛大学科学史系等；第二类分布在半建制化的科学史项目；第三类分布在没有科学史项目的大学历史系。后两类的科学史学者有着相关的历史学背景，因此我们容易理解科学史发展受到历史学整体发展趋势的影响。第一个趋势是大科学史转向，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的环境史对历史学和科技史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出现将环境史纳入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当中的现象。第二个趋势是全球史转向，如范发迪倡导从循环流动和贸易两种模式出发，以全球视角探讨科学。

在沈老师看来，这两种转向相结合或许会催生出一个新的更为综合的“全球科学、技术、环境与医学史”领域。而要理解这种新的研究领域带来的可能性，可以从“动物史”入手，因为这是各个方向都有涉及的共同主题。科学史方面，罗伯特· 科勒的《蝇王：果蝇遗传学与实验生活》认为选择果蝇作为实验动物，对摩尔根遗传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种选择其实更多地是与当时的实验室生活和生物学者道义经济有关。技术史方面，埃德蒙·罗素的《战争与自然》讨论化学武器和杀虫剂的大规模使用如何导致了对某些昆虫和人类进行的灭绝战争，强调近代科技发展加速和改变生物的进化。环境史方面，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和《生态帝国主义》提出欧洲殖民者带到美洲的动物、植物和病菌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实际上增强了殖民美洲的能力。

克罗斯比著《哥伦布大交换》与《生态帝国主义》

约翰·麦克尼尔的《蚊子与帝国》讨论疟疾的病媒按蚊和黄热病的病媒伊蚊经过大西洋奴隶贸易来到美洲大加勒比地区，当地蔗糖种植园经济为主导的地景为其提供理想的生存环境，导致疟疾和黄热病在此地区流行，进而影响西班牙的统治、殖民地独立和美国独立。医学史方面，探讨人类、动物与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的“同一种健康”（OneHealth）成为热门的国际卫生理念。阿比盖尔·伍兹《动物与现代医学的塑造》是目前第一本以“同一种健康”史为主题的研究，详细梳理基本概念并进行个案研究。全球史方面，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动物通史与历史分期问题。如查德·布利特的《猎人、牧人与汉堡包》认为“驯化性”是人类与动物之间最终要的关系，并可借此将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史划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分隔时代、前驯化时代、驯化时代、后驯化时代”，西方社会目前处于最后一个阶段，大多数人都远离了提供食物和衣服的家畜，在消费动物产品的同时，对宰杀动物产生负罪感，因此支持动物福利和素食主义。二是全球动物史的“联系”与“比较”问题，包括探寻全球网络联系形成过程中的动物，比较不同背景下的人与动物关系。

二、肺鼠疫、环境变迁与国际毛皮贸易：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西伯利亚土拨鼠从中国东北北部的退却

以下是讲座的第二部分。考虑到以往的研究缺少对于各个方向的整合，沈老师提供了个人的研究论文实践，指出我们应该从更加全面的“全球科学、技术、环境与医疗史”角度研究动物史。

西伯利亚土拨鼠

演讲的主角是西伯利亚土拨鼠（tarbagan），这种啮齿类动物是1910年中国东北鼠疫的寄主。关于东北鼠疫目前的主流叙事为20世纪初期国际毛皮市场上土拨鼠皮价格从0.12美元涨到0.72美元，导致成千上万汉人来到这里捕猎土拨鼠，与传统的蒙古猎人不杀患病土拨鼠不同，他们见到土拨鼠即捕杀，导致鼠疫传播逐渐转播到整个东北社会。再后来便是伍连德的防疫工作。沈老师对这样叙事模型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国际毛皮贸易市场上土拨鼠的毛皮价格突然涨了六倍呢？在这次鼠疫爆发和结束之后，西伯利亚土拨鼠又经历了什么？”作者充分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的伪满洲国档案，发现当时的调查指出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是这些土拨鼠从东北退却的主要时段，那么在这段时期，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时任伪满哈尔滨满洲研究所所长的Loukashkin注意到人与土拨鼠有三种关系。首先，土拨鼠被视为有价值的动物，因为它们的毛皮具有国际市场的经济价值，而且它们也是当地食物和衣物来源。其次，土拨鼠被认为是危险的，因为它们能够传播鼠疫，因此人类需要对它们进行管理。最后，土拨鼠被视为有害动物，因为其洞穴会破坏农业生态。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从历史上来看，土拨鼠的形象其实在这时发生了一种转变，在此之前它们更多被视为廉价的、神圣的、有益的动物。这三种关系分别代表了国际毛皮贸易、肺鼠疫和环境变迁这三个导致土拨鼠撤离东北的主要因素。

Loukashkin的报告

肺鼠疫会导致土拨鼠变得行动迟缓，同时感染鼠疫的土拨鼠会被其它健康的土拨鼠赶出洞穴，考虑到1910年东北市场有200万张土拨鼠皮这么多，有理由推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感染鼠疫而死的，不然不太可能出现如此之多的供给量。此外，不同国家的医学团队为了研究鼠疫也积极地捕捉大量土拨鼠做实验。环境变迁也是重要因素。1890-1930年代，约两千五百万汉人移民到东北捕捉开垦农田，这对土拨鼠的生存环境造成影响。同时新农民因为土拨鼠洞穴会破坏农田而捕杀它们。同时，帝国主义修建的铁路与土拨鼠栖息地相当重合，铁路还会造成草原活在，导致土拨鼠窒息而死。

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国际毛皮贸易。伍连德在鼠疫之后做了调查，发现这些土拨鼠皮在满洲里沿着跨西伯利亚铁路运到莫斯科，然后转运到德国的莱比锡和伦敦，在那里它们被染色做成仿貂皮，所以价格上涨，巨大的利润就导致人们大量涌入东北来捕捉土拨鼠。但没有人再追问：为什么在此之前土拨鼠皮并不值钱，偏偏1907-1910年之间，国际毛皮贸易市场上土拨鼠的毛皮价格突然涨了六倍呢？沈老师沿着这个问题继续探究，他发现19世纪90年代俄国对法国进行盛大的访问，而沙俄皇室的黑貂皇冠和俄国传统貂皮服饰作为俄国风尚重新造成了法国人对貂皮服饰的兴趣。1900年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有专门展示了貂皮大衣的新时尚。之后巴黎定期举办貂皮服饰展，其作为世界的时尚之都对人们日常服饰穿着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欧美世界兴起了貂皮服饰的新时尚。

伦敦貂皮新风尚（2002）

皮货贸易业的技术革新，土拨鼠捕猎工具的改进，和20世纪初欧亚大陆铁路线的修建三个因素联系了欧洲的时尚与东北的土拨鼠退却。德国的皮货之都莱比锡采用了新兴的黑色染色技术，能够把灰色或棕色的土拨鼠皮染成黑色的仿貂皮，同时德国和美国发明新式毛皮缝纫机，提高了皮衣的缝纫水平和样式。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黑貂由于此前的过度捕捞价格太过昂贵，而土拨鼠皮做成的仿貂皮可以作为更廉价的替代。土拨鼠捕猎工具也在改进，传统方式是布置陷阱的等，新方法为应用火枪更高效地捕杀。19世纪末修建的铁路网连接了中国东北——莫斯科——莱比锡，打通产地与贸易中心，东北的土拨鼠皮能迅速出现在欧洲市场。我们或许可以说，近代欧亚大陆存在着这样一条“仿貂之路”，1908-1934年东北市场至少出口了超过一千万张土拨鼠皮，这也说明国际毛皮贸易是土拨鼠从中国东北退却的主要原因。

从“黑貂之路”到“仿貂之路”

从“全球科学、技术、环境与医学史”的综合取向出发，本研究认为西伯利亚土拨鼠从中国东北的退却是肺鼠疫、环境变迁和国际毛皮贸易等因素复杂互动的结果。最后，沈老师希望同学们将来能够对综合视角下的新兴的学术议题有所关注。

注：本文根据沈宇斌教授演讲内容与讲义整理而成。读者可另行参考沈宇斌教授文章：Yubin Shen. “Pneumonic Plagues,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Fur Trade: The Retreat of Tarbagan Marmots from Northwest Manchuria, 1900s-30s.”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2019, 14(3): 291‒322.

文案：李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