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4年10月31日上午，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科技史研究前沿讲座”邀请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科学史教授范发迪（Fa-Ti Fan）作主题为“Notes from Another Shore”的学术讲座。讲座主要围绕科学史中一个重要且日益增长的分支领域，它从科学与帝国的概念出发，日益借鉴后殖民研究、去殖民化理论、知识史和全球史的一系列视角和方法，范老师在对该分支进行系统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反思、批判和畅想。

1.反思科学史学科的新分支

  近年来，科学史学科衍生出了很多新的趋势，其中包括后殖民科学史（Postcolonial history of science)和全球科学史（Global history of science)，但是它们都存在定义不清的问题。全球科学史的概念实在过于模糊，以至于没有人能给出它的准确定义。而对于后殖民科学史，有时指代针对曾生活在前殖民地的历史行动者，有时则似乎只是指代一种学术方法，一种特定的、针对殖民时期、拆解殖民性的意识形态。后殖民科学史同时存在“过度”和“不足”两个向度的问题。“过度”指的是它用殖民的视角看待一切事物；不足指的是它并不够全球，没有真正打开太多其它视角、方法，覆盖更多样化的历史时期或者地理区域。

2.新分支出现的历史脉络

  后殖民研究大概出现在1950年代，法国以批判西方殖民主义为起点，本质上是西方自我批评的一种方式，因此其最终的关注点也还是落回了西方帝国本身，英语学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如萨义德。另一个重要的源流是1980年代出现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它融合了底层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共同特征，拒斥民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两种叙事。

  第三个源流则是西方的区域研究，它将世界划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东等地区，针对每个地区都发展出了制度化的研究。但作为冷战的产物，这些划分本质上是人为建构而成的，也仍然问题重重。区域研究的好处在于它关注特定区域，在熟习当地语言的基础上，试图理解其历史和文化。这些分支在英语学界日益占据优势，1990年代出现了后殖民STS研究，代表人物如Warwick Anderson。

  最近十年在STS和HSS领域还出现了去殖民研究（de-colonism studies），科学史学科乃至科学本身也需要被“去殖民化”。在这个视角下，我们需要审视知识的本体论自身是否存在西方中心的问题，所以需要囊括更多的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尝试重新估定它们的价值。

3.批判与建议

  以上这些分支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坚持这种西方/非西方、殖民/非殖民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首先忽视了西方内部或者非西方内部的巨大的异质性；其次它将历史机制简化为冲击-反应模型，而忽视了在地者的主体性（agency）；第三它也简化了历史框架，将历史时期分为前殖民和殖民时期，地域上则分为西方和非西方，同时也潜在地认为近500年是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反而强化了某种西方中心主义；第四，它可能会混淆历史研究者（etic）和被研究者（emic）的视角。

  范发迪老师认为，后殖民科学史视角实际上预设了一个统一的、被称为西方科学的意识形态、方法论或认识论，但其所谓的“西方科学”实际上是一个伞状结构，囊括了非常不同的方法论、物质实践和意识形态。更有益的做法可能是去研究每种不同科学在各自语境之下具体的做法。其次，科学中的权力关系也是复杂多元的，而非凝固在殖民与被殖民二元关系之上。第三，殖民研究的框架也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历史时期和地区。

  替代方案有哪些？范发迪老师认为，其一是讲座开头讨论过的概念过于模糊的全球科学史；另一个可能性是用知识史的概念代替科学史，不将现代的科学概念应用在过去或者不同地区，而是视作不同的知识系统，但这种完全替代的方式也存在可能会将科学去物质化的风险；第三个可能性是关注科学生成的网络，但这种方式可能会过于单薄而忽略其背后嵌入的社会历史语境。

  最后，范发迪老师用流行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叙事的例子，说明中国学者的视角和经验对走出当前科学史局限性的意义，并鼓励在场的青年研究者用自身的独特经验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