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与2003年的“非典”流行时期相比，当前的背景和技术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数字科技的集中暴发成为重要标志。

时代变化呼唤治理理念与治理能力革新，数字科技为全球各国的治理实践规划了新路径，同样带来了新挑战。如何利用数字思维，科学有效治理已经成为提升领导干部能力建设的突出问题。

由中国科协-北京大学科学文化研究院、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主办的“第二届科学文化论坛：抗疫与科学文化建设”，特邀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彭波作了题为“抗疫启示：国家治理与数字领导力”的报告，尝试对其进行有效回应和系统思考。

中国正在进入数字科技时代，我们将面临许多新挑战，同样也将迎来许多新机遇。面对机遇和挑战，如何适应新时期、新要求，如何让治理模式与数字科技相兼容、相匹配，是在当前时代亟待做出的回应。让数字领导力成为数字科技时代、数字社会的标准配置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围绕以上问题，结合我的实践经历和学习体会，我谈一谈国家治理与数字领导力的问题。

01 中国已经进入数字科技时代

从1999年美国悍然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到2003年“非典”疫情，从2008年汶川地震到2011年甬温线动车事故，互联网逐步成为信息传播和共享的窗口，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也推动着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在2020年新冠疫情中，我们至少能从三个方面看到数字科技赋能人类，成为全球抗击疫情的重要力量：一是助力医疗诊断治疗和疫情防控；二是为隔离期间的百姓提供民生保障和娱乐消遣；三是支撑企业复工复产和业务数字化转型。

以长沙市的数字抗疫历程为例，依托于公共卫生需求，长沙首次将数据孤岛打通，形成全市统一数据平台，市防控指挥部新设数据分析组，依据大数据摸排安置外来人员，并在全面掌握数据的基础上统筹启动复工复产。数字科技在此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

与疫情爆发前相比，中国互联网正在发生质变——从上半场走向下半场，从信息科技时代走向数字科技时代，从传统互联网走向智慧互联网。大家要格外关注“ABCD+5G”，即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区块链（Block Chain）、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大数据（Big Data），此外还有边缘计算（Edge Computing）和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它们又与5G技术相伴而生。疫情发生前，这些技术正处于过渡阶段，而疫情的到来加速了技术迭代成熟和应用推广的进程。

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我认为，抗击新冠疫情是中国互联网正式进入数字科技时代的标志，我们正处于技术革命之中。

02 新时代呼唤新理念与新能力

在数字科技时代，我们的新任务新挑战，需要新的治理理念和能力。“数字领导力”这一概念，是在以数字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加速重塑社会和世界格局的背景下，对领导力概念的反思、重构和创新。

什么是数字领导力？数字领导力是在数字科技时代，个人或组织带领他人、团队或整个组织充分发挥数字思维，运用数字洞察力、数字决策力、数字执行力、数字引导力确保其目标得以实现而应具备的一种能力，是在数字科技支撑下有效实施国际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公司治理的一种能力。

其中，数字化思维是基础，数字洞察力、数字决策力、数字执行力、数字引导力是四种具体能力，这就是数字领导力的核心框架。数字思维是互联网思维的升级版。互联网思维是当互联网进入移动互联网、消费互联网后一些互联网企业家根据自己的实践，总结出与工业思维不同的新的思维方式。工业思维是中心化的、金字塔式的、封闭的、专业化的，而互联网思维是去中心化的、扁平的、开放的和跨界的，比如共享出行的“小绿点”（虚拟车站）[1]不需要建成实体车站，而通过互联网思维基于人工智能算法解决线下出行问题。相对于互联网思维，数字思维依旧具有去中心化、扁平、开放和跨界的特点，但将更系统、更精准、更智能。

展开来说：

1. 数字洞察力：数字技术赋予我们感知、发现、预警的能力，如根据针对历史档案、网络舆情的分析，利用来自搜索引擎和电商的数据，可以实现趋势预判。为了提升洞察力，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辅助，例如应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实时社会监测；利用社交网络里一些专业人士的预警信息；利用大数据技术揭示重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及时把握症结之所在。

2. 数字决策力：为了提升决策力，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辅助，例如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模拟不同备选方案的政策效果，可以从中择优选择具备明确性、前瞻性、可行性、协调性的政策方案，并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技术辅助决策等等。

3. 数字执行力：通过加入数字技术，让政策执行体系更加智能化，将政策理想更好地转化为政策现实，政策目标更好地转化为政策效益。为了提升执行力，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辅助，例如利用电子政务实现跨部门协同；利用区块链技术对执行过程进行监督等等。

4. 数字引导力：即环境塑造能力，实现对内凝聚人心，对外宣传推广、塑造形象。为了提升引导力，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辅助，例如利用大数据对引导对象进行肖像描绘，进而精准推送信息；利用可视化技术，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政策；利用VR/AR技术，增加受众的在场感，增强引导的效果等等。

03 数字领导力：调适、整合、释放

据我观察，自有互联网以来，我政府官员正面临着对互联网的第三次再适应。既然存在“再适应”，就意味着此前曾经历“不适应”：第一次，是人民群众一夜之间不看报纸，转投门户网站；第二次，微博登上历史舞台，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生产者、发布者和消费者。第三次，即当前，互联网进入新阶段，面临新的“再适应”，有必要对全国上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开展数字素养大培训。

同时，要利用此次机会将数据孤岛打通，将数字技术整合，建立一体化国家大数据科技平台，统筹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相关技术。过去高喊的“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经过疫情考验，我们能看到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面对失灵场景，要重新定位，加强中台建设，重点推进城市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要用数字思维和市场力量推动“新基建”。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数字科技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那么生产关系是否与之相适应，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要注意解决的问题。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里一定有互联网的位置，一定有数字科技的位置。科技力量，一定要注意法治、社会共治和人文伦理道德问题。

参考资料：

1.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7%BB%BF%E7%82%B9/50564623?fr=aladd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