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4年11月28日，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科学·文明”系列高端学术讲座第17讲在静园一号院201会议室举行。本讲邀请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梅建军教授讲授。

  讲座伊始，梅教授回顾了本次主题的缘起。承接他2022年3月31日在我系开展“再看李约瑟”（https://mp.weixin.qq.com/s/3a2G72aqPVamdibwKNzjuw）的讲座后与听众的交流，有听众提出两个问题，“文明互鉴是否就是为了鉴别出不同文明的高下优劣？中国古代科技与现代科学之间是否具有不可通约性？”在梅教授看来，二者实质是探究“文明互鉴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是否具有可行性”。因此，本讲以“文明互鉴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意义”为题，展现了梅建军教授对该问题的延伸思考。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梅教授首先带领听众回到李约瑟在《文明的滴定》（The Grand Titration）中所阐发的见解。作为一个化学术语，滴定本意指的是将一种标准溶液逐滴加入被分析溶液中，通过观察变化来理解对象。李约瑟则将其应用在各大文明的相互比较当中，认为“我们也必须对各大文明在社会或思想上的种种成分加以分析，以了解为什么一种组合在中世纪遥遥领先，另一种组合却后来居上并产生了现代科学。”在梅教授看来，一旦进行比较，总避免不了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然而，李约瑟在书中鲜明反对以人种和民族等角度进行诠释，“科学突破只发生在欧洲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在社会、思想、经济等方面的特殊状况有关，而绝不能用中国人的智力不足或思想和哲学传统的缺陷来解释。”由此李约瑟强调应从社会、思想和经济结构等方面进行解释。

  在梅教授看来，李约瑟所谓的“文明滴定”与“文明互鉴”的意义相通，旨在对不同文明的社会、文化、思想和经济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比较，揭示其异同，判定其对文明进程的影响作用，从而展现对特定历史现象的观察和认识（或对历史的宏大叙事）。当然，李约瑟的相关分析中并没有完全排斥“价值判断”，他对发明创造优先权的关注，对非西方文明贡献的肯定和推崇展现了他的价值观。但他明确反对以种族之别来评判文明的优劣高下。

  对于第二个“不可通约性”的话题，则首先要回到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经典含义当中，“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的概念，意指不可比较或不具有可比较性。然而，剑桥大学Geoffrey Lloyd在他最近的作品Expanding Horizon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he Comparative Approach当中挑战了一个普遍的假设，即科学史的主要焦点应该是西方科学家自所谓的科学革命以来的成就。在Lloyd看来，不应认为早期社会与现在的土著民族与我们自身无法比较，而应该看到它们所提供的重审先入之见的可能性，才能够修正我们今天对于科学的很多固有认知。这恰恰是他想要批评库恩“不可通约性”术语被滥用导致的一个误导性的形象。而这种跨时代的比较反而能够带来全新的研究视角，从而拓展科学史研究的视野。总之，中国古代科技与现代科学的关系错综复杂，有很多方面尚未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因此，在梅教授看来，用“不可通约性”这样的术语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非此即彼的论述，显然为时过早，也是不合适的。

  随后，梅教授回顾了从李约瑟的思想出发，文明互鉴能够给今天的学者提供何种方法上的启发。梅教授将其总结为三个范式的转变：其一，器物和物质遗产在技术史研究当中的重要性上升；其二，发明优先权问题的意义下降；其三，多样性研究的展开，全球史、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的多重视角交叉和融合。

  梅教授展示了三个生动的案例。

  案例一中国古代的钢铁技术，李约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通过研究文献指出了生铁对于中国古代的意义，而生铁的铸造与风箱的运用密切关联。最近在云冈石窟的考古发掘证实了这种猜测，即现代考古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从实物上提供越来越多的证据。

  案例二是旋转机械的发明与学术意义。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从澳门的黑砂遗址发掘出了一个玉器加工的仪器。通过现代建模技术复原后，他在相关典籍中寻找记载，而唯一提到此机械意义的作品恰是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物理学卷。这是考古学者从科学史著作当中寻找证据的现实案例。

  案例三则是梅教授自己研究镍白铜的历程。事实上，李约瑟已经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非常完备的综述，同时对于镍白铜跨越边界传播的路径做了假设。李约瑟并未实地考察过镍白铜矿，而梅教授在早期研究期间以此为基础开展了实地访问与化学成分测定工作，这项工作与李约瑟几十年前的研究得以相互印证。

  最后，梅教授总结道：李约瑟与当今科技史研究工作的相关性是复杂的。尽管在很多方面李约瑟已经或正在变成一个过时的人物，因为过去二十年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今天还在阅读李约瑟著作的人已经不多了。然而无人能否认李约瑟给这个领域留下的印记，其知识遗产丰富多样，远远超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问题”，值得重访并开展更加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