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自其诞生以来在思维逻辑和研究方法上一直受到自然科学的思维和方法的影响。但是社会科学作为研究“人”这一复杂动物和“社会”这一复杂现象的学科，与自然科学究竟有哪些区别？这些区别对于我们从事社会研究又有哪些启示？在“科学·文明”第九期讲座中，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曾任北美中国社会学家学会主席、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中国委员会主席的赵鼎新教授将为我们构建自然与社会两种研究视域之间不断冲突和融合的“情境”，同时为我们贡献他在多年研究中的思考成果。
引子：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的差异
这个报告的主题起始于赵鼎新教授改行做社会学时候的想法。他先是想把人和昆虫做比较，特别是蚂蚁和其他社会昆虫，但是马上就发觉这个比较不可行。看上去蚂蚁会养奴隶，蚂蚁会种庄稼，蚂蚁好多行为和人差不多，但是背后的机制却完全不一样。更可以比较的，是人和其近亲，人类和猴子、特别是和黑猩猩和矮猩猩到底有什么联系？猴子是政治动物，比如有猴王-群猴内的等级；猴子也是地域性动物，它会占着这个土地不让外来者入侵。黑猩猩一定程度上还是经济动物，它们虽然没有进入到人类旧石器时代，但是已经能够找一个石头切直树干，抹上涂抹插到洞里沾蚂蚁吃，也会生产工具来做一点事情。
但是猴子肯定不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论证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和论证自己生命意义。猴子绝对不会把一群猴子打走了之后说，这块土地自古以来是我们的领土。猴子死就死了，它们是不会想到自己死后能上天堂或者要下地狱此类事情的。
首先社会科学指的是“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这些在社会科学里面相对属于基础学科，但又和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区分。而商学、法学、管理学可类比于社会科学下的工科，那是应用学科。
17世纪以前，人们对于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神学或者哲学的层面上。牛顿力学的产生，第一次在传统意义上使物理学和哲学有明确的分家，而且不但和哲学分家，同时和宗教也有一个明确的分野。
哈雷彗星的预测并不是牛顿做出来的，但却是基于牛顿定律所做出的预测。天体层面的事情以前是上帝管的东西，现在的研究者却能做出预测，可以想像牛顿力学在当时欧洲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牛顿力学的核心就是牛顿第二定律，即F=ma。牛顿力学的成功，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赵鼎新教授在这里着重提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控制实验。大学本科进去不管哪门课，物理、化学、生物学，每个老师都会讲控制、比较、对照。在牛顿力学产生之后，控制实验就逐渐的被认定为获取可靠知识的最为有效的方法。
第二，系统思想。在经典物理领域，任何现象都可以被牛顿三定律来解释，比如自由落体定理、虎克定理、麦克斯韦尔方程、等等实际上都只是牛顿定律的特殊表达形式。这就是说牛顿力学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经典物理学系统。这个系统下局部等同于整体，还原论完全可行。
第三，实证主义思想，比如证伪、“范式”和“范式转换”等等，在很长时间内成了科学界的主导思想。在这些思想的主导下，研究者也往往会把科学错误的理解为一种全面的、正确的、和系统的看问题的方法，并且会不断的针对各种自然现象、甚至社会现象产生追求统一的，甚至是能用数学来表达的动力学理论的冲动。
（一）法则和机制
法则和机制是赵鼎新教授在报告里会经常用到的两个概念，他因此做了一个简要的定义：
法则：如果C1到Cn成立，关系E总是成立，那么这个关系E就是法则。
机制：如果C1到Cn成立，关系E总是成立，那么这个关系E就是机制。
赵教授对法则和机制做了一样的定义。那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简单来说就在于C1到Cn成立的可能性。比如说牛顿定律要成立第一个条件就是宏观（C1），即所考察的物体不能小的像基本粒子那么小；第二个条件是低速（C2），即所考察的物体的行走速度不能像光那么快。这也就是说人们一般肉眼能感受到的东西，包括导弹和宇宙飞船的速度很低的。因此基本上人类大多数感受情况下牛顿定律总是成立的，因为C1和C2 在绝大情况下都能满足，牛顿定律因此是一个法则。
赵鼎新教授又举了刻画单种群指数增长的马尔萨斯方程作为例子。该方程要成立的话就要符合如下条件：即食物永远充足(C1)、没有种内(C2)和种间竞争(C3)，没有捕食者(C4),没有密度制约疾病(C5)，没有迁移(C6)等等条件。这些条件在自然状态都不成立，食物不会无穷，种内和种间竞争也一定存在，种类密度高了捕食者和疾病也肯定多了，迁移也往往会发生，因此马尔萨斯方程仅仅只是一个机制。
机制和法则都是一组因果关系，区别就是C1-Cn成立的程度。又比如价格机制，供需关系决定价格也是一种因果关系。但是这种因果关系成立，第一信息要完全畅通，第二运输没有成本，第三社会要有完全信任，第四没有任何交易成本，即没有囤货、不正当交易、等等。这些条件在自然条件下也很难完全成立，因此说价格也只是一个机制。经济学家虽然在教书的时候教的是价格机制，但在实践中经常把它当成“法则”来应用了。
第一、开始出现层次。出现了基因、细胞、器官、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经典物理学有刚体假设就行了，但生物学不行。生物学中出现层次的原因是因为，每一个层次都有了自己特殊性，即任何一个层次都有他们特殊的规律。比如说在生态系统这个层次，研究者就能观察到水循环、氧循环等等新的规律。层次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从低层次到高层次往往出现各种涌现机制。
第二、还原主义不再完全可行了。例如长相，长相既是基因决定的也是社会决定的。
第三，每个层次运行的背后都有着大量机制的支撑。这些机制除了在逻辑上必须符合进化论外，它们大多数互不隶属，并只在有限的领域和多重限制条件下起作用。比如说跑步出汗，冷的时候发抖，这些都是人类为了维持体温而出现的机制，这些机制都在一定的场景下，即跑步、发抖、发高烧、没穿衣服等特殊情况下才起作用。
赵鼎新教授提醒我们，有一点需要注意，所有的生物学机制都不能违反进化论，或者说进化论是个伞，把什么生物学机制都覆盖了。因此进化论是一个覆盖法则。
但是，虽然生物学与物理学相比增加了不少复杂性，它在以下两个意义上来说仍然具有一定系统性：
第一，生物行为由本能决定，众多机制各司其职，也就是说生物不会像人灵活的改变策略，并且生物体中的结构和功能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大多数的生物现象都能通过控制实验来得以了解，但是控制实验无助于了解像革命、性别平等、工业的发展、全球化、中美关系等等大多数的具有关键性重要性的社会现象。
（三）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与生物现象相似，社会现象也是多层次的，比如说基因、个体、家庭、群体、国家。同样，这些层次的出现也是因为每个层面都会产生大量的涌现性质。
而且，在社会现象面前还原主义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是否能还原完全要看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而定。同样一类问题，一个视角能还原，换个视角就不能还原。例如，有西方学者用生物机制来解释性别不平等这一现象。其中一个解释认为性别不平等是人直立后骨盆变狭窄而产生的副作用。动物四肢着地，骨盆因此松大，能产出很大的子代。因此马、牛、羊、老虎等的幼崽一出生就能行走，即使是猩猩和猴子的子代也是如此。为了“解决”直立起来后骨盆变窄这一问题，人就只能“早产”，新生婴儿要到一周岁左右才开始蹒跚学步。这样，母亲照顾婴儿就变得很重要，而女性的这一任务使她们根本不可能在社会中与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这一还原性的论点并不是没有道理，但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性别关系在现代社会走向了平等？毕竟，现代女性既锻炼身体又推迟生育，骨盆只会变得更紧。
第二，和生物学一样，社会科学的每个层次的运行背后也都有着大量的机制。但与生物学不同的是，这些机制不一定要符合进化论原则。比如，请客大吃大喝的背后自然有着结构性的社会性原因和相应的机制，但是这种行为不但对个体的身体完全没有好处，也不符合生物学中的最优取食原则（optimal foraging），即任何浪费食物的生物都会迅速走向灭绝。人类一旦产生了文化之后，伴随着产生的就是一大堆不具有稳定性的正反馈机制。
第三，社会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也变得十分复杂。生物学机制像中药铺，或者没有计算机前的图书馆的卡片，你到那个地方找什么机制，那个机制就会在什么地方。但是在人类社会中，社会机制的作用方式具有随意组合性。比如说三个和尚没水喝是个社会机制，这个机制说的是即使每个人都想获得某一个公共物，大家也不见的就能得到它，因为如果人是理性的话，每个人就会想去让他人代替自己去为之奋斗，成了就去搭便车，于是大家也就谁也得不到该公共物了。这个机制在很多不同社会场合下都会有自己的呈现，而且还会不断与其它社会机制结合表现出新的状态。
第四，由于不能做控制实验，研究者在用社会机制进行解释的时候往往不能克服“多对一问题”；或者说一个社会现象往往可以用许多个因果关系来解释。比如研究者可以说前苏联垮台就因为搭便车机制在起作用（即干多干少一个样）；可以说前苏联发明创造力不够，在信息、生物和计算机技术上严重落后了美国；可以说是民族问题所致；可以说是让阿富汗战争拖垮了；可以说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延误了改革；也可以是“皇帝新装”机制在起作用（如果讲实事求是面临着很大压力，那社会就会不断积累各种隐性压力难以释放，问题不断加大，终有一天会暴发）。所有原因都有一定的解释力，孰对孰错，哪个究竟更有说服力，都是十分值得讨论的。
第五，在生物学里，不管研究者了解一个机制与否，该机制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都不会发生改变。例如人们知道胰岛素的作用机制后，就可以通过改变条件（比如少吃一些东西）来改变胰岛素的释放量，但是人类的主观意志并不能改变胰岛素的重要性和在体内的作用方式。而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一旦了解到某个机制的作用，其重要性和作用方式就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比如马克思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规律的预言（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这个矛盾导致了周期性的过度投资，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发展中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且这个危机会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在1929年大萧条及后续影响中，这个机制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展现。然而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应对大萧条所发展出的各种宏观调控手段却也让这一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一重要变化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总体性危机并没有实现。
以上所分析的社会科学的种种复杂性其背后原因其实只有一个：人是既有生物本能、又讲策略，又会用意识形态来论证自己行为正确性的动物。
物理学系统性最强，生物学稍微弱一些，到了社会科学最弱。研究者所说的“顶层设计”背后的哲学基础其实就是把社会看作一个系统，并且该系统各个结构和其功能之间具有完全的整合。但是社会根本不是一个机器，而是带着各种目的和不同资源的行动者集聚起来后而产生的一种现象，因此，社会的发展每一步基本上都是各种行动者的目标所导致的“非企及结果”所推动导致的，如果说一个改革的目标和结果之间的方向之差小于90度，那这个改革就算是成功的。
（二）结构和功能的关系
在物理学和生物学是结构和功能往往有紧密的结合，存在都有很大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在社会学中结构和功能关系可强可弱，功能大小也会随时间迅速变化，一个结构到底是真的在履行一个功能，还是被观察者所赋予、建构出来的一种“功能”，都是值得讨论的。并且对于功能的定义还会取决于观察者的价值观。
（三）方法论基础
物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就是法则，生物学的方法论基础是覆盖性法则，社会学的方法论是结构/机制解释。
还原论：物理学基本上还原论完全适用，生物学还原论不再完全适用，而社会学里面还原论的使用范围更加有限。
演绎和归纳：在物理学中，演绎和归纳在自然条件下获得统一。由演绎获得的牛顿定律在自然条件下进行归纳也能获得；生物学里面演绎和归纳在实验室控制条件下才能获得统一：例如现在的新冠疫苗要临床一期、二期、三期，该疫苗在实验条件下有效不等于在活体在也有同样的效果，并且没有副作用。而在社会科学里面演绎和归纳完全可以与经验背离。演绎得来的东西可能完全错的，归纳出来的东西可能也完全错的。
分类和概念有无本体意义：物理学和生物学中的分类和概念往往都具有很强的本体意义，或者说每一个概念和分类体系对应的都是外延和内涵较为确定的实体性的存在。而在社会科学中，人的特性已经把社会搞得复杂无比，而具有人的特性的社会科学家又会把自己的个性和价值观转化成对社会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理解，导致了大多数的社会科学概念和分类体系失去了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本体性。在社会科学中，有些概念表达的仅仅是对某类社会现象的理解，并没有明确的组织、制度或者行动者与之相应（比如，弱者的武器、日常性抗争、镶嵌、治理性、他者、等等）；有些概念指向不同的人群或团体，但是它们却不见得是这些人群的认同感和行动的基础（比如，阶级、分层）；有些指向是一类人群或者团体，这类概念不但有明确的组织和制度基础，而且可能还是该人群的认同感和行动的基础（比如国家、宗教、利益集团、民族），但这些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不但很难给出先验的明确定义，并且其性质还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改变。这些都给研究者的分析带来了重大的困难。
范式：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发展一般遵从库恩所说的“范式转移”模式，并且旧的范式一旦被推翻较难会有翻身之日。但是社会科学的发展遵从的往往是“范式交替”模式。这是因为每个社会科学范式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些客观事实，而且是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的看问题的方法，并且每一种看法都是误区和事实的混合，非常复杂。因此，一旦一种观念在社会上或者在学术圈盛行时，它都会引发两个导致事物走向反面的机制。（1）在社会上，一种观念一旦在社会上取得优势，无论是真诚信徒还是机会主义分子都会不遗余力地把这一观念在思想和实践层面做大。其结果就是不断显露和放大这一观念的误区，所带来的负面（甚至是灾害性的）后果反倒“证明”了其它观念的“正确”。（2）在学术圈内，某一观念一旦占领了学术市场，无论是它的真诚信徒还是跟风者也都会不遗余力地把围绕着这一观念的研究做到极致。学术与经验事实的关系越来越不切合，从而为其它观念和理论的兴起铺平了道路。最为可悲的，但是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场合就是主流社会观念和主流学术观念的合流，学术在这时就会降为权力的附庸。在历史上，这种场合带来的总是灾难——古今中外，无不如此。但是，由于以上的两个机制的约束，人类几乎是不可能从中真正吸取教训。
赵鼎新教授回忆道，前苏联阵营在上世纪90年代垮台时，许多人跟他说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是回不来了。他当时的回答是：“等着吧，它会回来得比你想象的快”。赵教授在多种场合都反复强调，自由主义犯自由主义的错误，左派犯左派的错误，保守主义犯保守主义的错误，科学主义者犯科学主义者的错误，原教旨主义犯原教旨主义的错误。一个观念一旦变得强大并成为从国家到社会的实践，后继者就会放大该观念的误区，再后继者就会排斥这一观念并把另一种观念推向高峰。由于以上这些原因，物理学到社会学的非科学因素（意识形态、智慧、品味）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年轻人做学问是学基本功，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学问是靠品味和感觉。这个坎过不去永远是一个匠人，而过去之后就可能成为一个大家了。这个也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
赵鼎新教授最后总结道：17世纪以后由于物理学率先走向成功，到今天为止，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都经常会从物理学和生物学找类比来产生思想，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思维模式对我们理解社会都是有害的。但是同时，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确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不可或缺的逻辑和思维方式。一个缺乏这方面训练的社会科学家往往也走不远。因此，如何理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特定思维方式，他们与社会科学的关键区别又在什么地方？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是很有教益的。
韩启德老师：按照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和定义的话，为什么要取“社会科学”的名字？这是否意味着“社会科学”不是科学？
赵鼎新老师：我觉得还是科学。比如，社会科学虽然不能做到像自然科学那么样的预测，但是我们做些类预测是没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预测一个后发的威权国家一旦看准了方向往往要比一个后发的民主国家发展的要快，但是同样的国家一旦犯错误走的也更远，并且威权国家虽然追赶的比较快，但是却往往缺乏在技术上的原创力，因为原创力靠的是自由。我能说这些因为这些“预测”的背后有许多作用方向类似的机制的支持。社会科学家所追求的不是经验上的100%的预测，而是原则上的方向性预测。这一点我们其实是能做到的。还有一个问题在于变量的控制。尽管社会无法被看作实验室，但社会科学通过找合理的案例是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控制的，这里的方法很多，我就不一一介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的确做不了像自然科学那么多。
韩启德老师：我理解尽管社会复杂，研究社会当中还原论适用范围很有限，演绎和归纳常常失效，分类也没有本体意义，多元化要交替，但还是尽量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它。因为目前没有比科学更好的办法，虽然科学还是解决不了社会问题。
科学这个概念本身也决定了这个问题。科学本身是一种范式，是一种有历史的范式，而科学不断的变，我们不断的用科学研究去适应，慢慢我们的科学概念也在改变。这种不确定性，也可以经常归纳。我们现在和科学的关系也在变，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原来科学的体系也在变。什么是科学？是我们人定的，我们叫它社会科学，它就是社会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