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9日，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开设的本科生课程《当代科技史》第5讲在理教409举行。本期讲座由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扬宗担任主讲人，讲座主题为“中国当代科技体制的历史透视”。王扬宗老师以近百年中国科技发展和科技体制演变为背景，介绍了中国当代科技体制的形成及其特点，分析了近40年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进展与问题，进而探讨我国科技体制中的制度建设与科技立法滞后、系统与单位竞争及单位特色等现象与特点及其影响，尝试为观察分析当代中国科技体制提供一个历史的视角。
王扬宗老师首先对“科技体制”的概念进行了讲解，认为科技体制是科学技术活动的组织体系和管理制度的总称，包括组织结构、治理原则、法律规范、运行机制等内容，特别是国家层面的科学技术组织结构体系和制度设置，并梳理了“科技体制”作为一个热词在我国各类政策文件中的使用情况。
01中国科技体制的形成
中国科技体制萌芽于清末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教育，民国时期（1912—1949）进行了初步探索，尝试引进欧美的科学和教育体制，形成了包括国立机构、政府实业部属研究所、大学研究所、民族企业和社会团体研究院所、殖民地性质科研机构等在内的多元化科研建制。民国时期国家对科研机构的治理呈现出学术自治和学术独立的特征，其中中央研究院的体制建设、中研院首届院士的选举、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都是典型案例，但均属初步尝试，并没有建立稳固的科研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科学技术事业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有力支持，短期内迅速发展，从自由研究转向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转向有计划的研究。在领导体制上，从学术自治转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的科技体制迎来了历史性的转变，国家科学技术体系形成了包括中国科学院系统、高等教育科研系统、行业科技系统、国防科技系统、地方科技系统在内的“五路大军”，并于1956年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颁布《十二年科技远景规划》，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指导方针。
在计划科研体制的建设方面，到1955年，全国有科学研究机构380个、高等院校229所、专门研究人员9000人，科学研究、工程技术、文教卫生三大系统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已达10万人。王扬宗老师认为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在建国初期的短短10年内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基本满足了国家建设的需要，这是旧中国不可能做到的。在国家科技领导体系方面，我国形成了包括中央科学领导小组（后续先后演变为国务院科教组、中央科教领导小组、中央科技委员会等）的高层决策机构，1958年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逐步形成中国的科学技术管理体系。1962年成立了中央专门委员会，是当时举国体制形成的一个标志，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关于两弹等国防尖端科技工程的政治和行政指挥体系，有力地促进了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推进。在制度建设方面，我国废除了评议会和院士制度，建立党委、党组领导体系，成立中科院学部、各类学术委员会；试图制订章程规范，以及建立学位制度和院士制度，但因1957年反右批判资产阶级科学纲领，半途而废。1960年代初， 国家科委和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颁布“科学十四条”，科学院出台研究所暂行条例72条，教育部党组出台了高教60条等，改善科研机构和大学的领导体制、加强了制度建设，为健全科技体制做出大量努力，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科研和教育体制。当时还曾讨论包括制订中国科学院章程、建立院士制度和学位制度等，但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而所有这一切在“文革”期间都遭到了严厉批判。
02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
1977年以后，科技界率先拨乱反正、恢复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科技体制在“科学的春天”经过恢复和建设后，也迅速走向了改革之路。40多年来的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历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8—1984年前后，我国经历了科技体系恢复与重建的过程。如1977年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做出一系列决定以恢复科研秩序，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实现了科技工作的历史性转折。
第二阶段为1985—1992年，其指导思想是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把主要科技力量投入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而国家对科技教育投入滑坡。该阶段政策措施包括改革拨款制度、开放技术市场、调整组织结构、改革人事制度、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
第三阶段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到1998年，其指导思想调整为‘面向’、‘依靠’，加上“攀登科学技术高峰”。其政策走向是“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各级政府增加了对科技活动的财政投入，优化科技投入的结构，推进研究所的制度改革，鼓励各科研机构变为企业，与企业结合，实施技术创新工程等。1995年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逐步纠正前一阶段科技体制改革的偏差，增加科技教育投入，科技工作局面开始好转。
第四阶段为1998年至2011年，我国以“科教兴国”为指导思想，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其政策措施包括推进科研机构改革与转制、培育企业创新能力、促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大力推进成果转化、改革成果奖励制度。这一阶段通过大幅增加科技投入，迎来了我国科技发展的最好时期。
第五阶段为党的十八大至今，我国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确立了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目标。
03中国科技体制的一些特点和问题
第一，重视科技政策、科技战略、科技规划计划。王扬宗老师回顾了我国科技政策的主要脉络，认为“计划科学”是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典型特征，其中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和10年规划奠定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基础，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提出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目标。
第二，科技立法和制度建设的相对迟滞。科学技术进步法在经过两次修订后，有很大的改进，但仍然表现出其重视贯彻科技政策和战略，而较为忽视法治和制度基础建设的一些特点。王扬宗老师认为制度建设滞后塑造了中国特色的科学文化，在科学史上，世界科技先进国家的科研教育机构和组织的立法往往走在科技基础法的前面，是其科技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而我国科研机构的治理和管理体制落后于我国的法治建设，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国家科技政策的有效实施。这一现象在世界科技史都是罕见的，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应该引起更大的重视。
第三，机构立法缺失加剧了科技系统的利益固化与矛盾冲突。“五路大军”体系一旦形成，其利益冲突就十分严重，并长期延续。由于科研机构的性质定位使命等问题缺乏立法保障，经常变化，使得系统之间和系统内部的矛盾十分严重。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一是1956-1957年高校系统与中国科学院的冲突，直至毛泽东主席亲自出面划出了“三八线”；二是同期内，产业部门的代表国家技术委员会要求取消中国科学院。在这种体制下，单位之间、系统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常常只有在政治压力和和行政协调下才能得到暂时的缓和。
第四，单位制度仍然是我国科研院所制度的基础。在单位制度下，个人依附于单位，人才难以流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分配集中于自己的单位，因而形成了单位之内极其密切同时也极其紧张的人际关系。科研机构内部权力失衡问题突出，学术依附于权力的现象，官本位的问题日益突出。
第五，科学共同体和学术生态问题。王扬宗老师认为我国的科学技术共同体初步形成于民国时期，但缺乏全国性的权威科技团体。50年代初，我国对科技团体进行了彻底改组，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对发挥科学家积极性认识不足，致使我国科技共同体自主性不足，难以形成健康的学术生态，使得我国科技界一定程度上长期游离于世界科技共同体之外，学术规则对中国科学家特别是有职有权的科学家约束乏力，使中国的科学文化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畸变。
第六，体制固化利益固化问题。王扬宗老师以中国科学院的体制建设问题为例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五路大军”的格局，至今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因“五路大军”体系而形成的系统之间的协同、竞争和矛盾问题，仍然是我国科技体制的一个基本问题。
第七，从暂行、临时到常规体制的转变。共和国早期的科技体制，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科技体制也有不同程度的军事化特征。改革开放以来，过去的思维模式仍有影响，学术共同体的作用发挥不足，致使重科技政策、发展战略，而忽视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现象长期延续。由于制度缺失和制度扭曲，导致的学术行政化和学术腐败，严重消解了国家科技投入的效果。
第八，体制问题与大师缺失原创力不足。王扬宗老师指出在世界科技史上，一个国家的科技事业经过二三十年的稳定持续的发展，往往会涌现出一批科学大师和重大突破，美、俄、日等无不如此，唯有我国例外，这与“钱学森之问”、诺奖缺失（屠呦呦获奖是个别特例）、科学大师缺失、原创性不足等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破解体制痼疾，仍然是当前中国科技界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是建设高水平自立自强世界科技强国的必要前提。
04总结
最后王扬宗老师总结道，中国当代科技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往往就是历史问题的延续，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都可以通过历史的研究予以揭示。历史的研究不但能够回答历史的问题，还可以为现实提供借鉴。一定程度上，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是理解中国近现代科技事业的现实，甚至是破除历史魔咒的一种重要途径，王扬宗老师希望大家通过科技体制的历史分析，为我们观察当代科技发展提供历史的视角，增强我们对现实的洞察力。
